中国有这么一句俗话：“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对政界的影响之大，然而，曾国藩不仅在从政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功，与理学也颇有渊源。

　　曾国藩走上治理学的道路，主要是受到唐鉴的影响。唐鉴是翰林出身，道光二十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号称理学大师。曾国藩为了弄清做学问的门径，曾登门求教。唐鉴告诉他，“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为了突出理学的指导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特别强调，“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还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曾国藩听后顿开茅塞。他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规。”可见，唐鉴对曾国藩之研究理学，的确起了指路人的作用。

　　曾国藩按照理学家的模式修身养性，则主要是由于倭仁的影响。曾国藩曾向倭仁请教修身之道，倭仁告诉他“研幾功夫最要紧”。还说，“心之善恶之幾与国家治乱之幾相通”。最后，倭仁要求他必须“写日课”。倭仁的所谓“幾”，就是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露出的某种迹象，所谓“研幾”，就是抓住这些迹象加以认真研究，从而把握其发展趋势，权衡利害，加以解决。其解决办法就是通过静坐、札记等自省功夫和相互讨论，将一切不合圣道的杂念消灭于刚一“闪念”之时，以使自己的思想沿着“圣人贤人”要求的方向向前发展，并将学术、心术、治术联通一气，通过学问的增长和道德修养的提高，逐步体验和学习治理国家的本领。这就是理学家一套完整的修、齐、治、平理论。

　　此后，曾国藩开始按照倭仁的要求进行修身养性。他每天阅读《朱子全集》后，静坐自省，对照检查，写出心得体会，并与吴廷栋、冯卓怀、陈源兖等人交流。曾国藩还经常把自己的日记送请倭仁批阅。这一时期的日记上留下不少倭仁的眉批，多是一些批评、鼓励之语。曾国藩通过同唐鉴等人的交往，大大提高了声望，不少人慕名拜访，切磋学问，理学家之名传遍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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