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工部尚书河道总督灵州功臣张九德

　　宁夏大学历史系 白述礼

　　本文发表于《宁夏史志》2008年第六期、2009年第一期、第二期；《吴忠日报》2009年4月至9月连载

　　大明工部尚书河道总督灵州功臣张九德（A）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由甘肃进入宁夏，自南而北，几乎纵贯穿流宁夏全境。“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自古以来，便得益于黄河灌溉之利。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大明庆靖王朱栴在其所撰《宁夏志》中指出：“黄河，自昆仑而来，……宁夏居人及军屯咸赖灌溉之力。”（1）所以，宁夏自古就被称为“塞上江南”。然而，黄河有时候也会发发狂，“阳侯鼓怒”就会暴发洪水，也给宁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因此，历代历朝都有杰出人物治理黄河，使百姓能够比较正常地利用黄河灌溉，发展农业生产，过上相对比较丰衣足食的富裕生活。明代万历、天启年的宁夏河东兵备道，官至工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全国河道总督、提督军务的重臣“总河”张九德，就是众多治理黄河功臣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张九德于万历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1620年）至天启五年1625年，在当时的灵州即今宁夏灵武市担任河东兵备道，期间，治理黄河工程的巨大成就，是他一生最大的亮点。他修建的灵州河堤，不但保证了新灵州即今灵武市的城市免去第四次迁徙，而且，基本上保证了宁夏黄灌区此后近400年黄河虽然也有灾害，但再没有大的改道，无特大水患。从而，使引黄河水灌溉农田事业，顺利进行，自古被誉为“塞北江南”的河东灵州地区得以持续发展，进而扩展到整个宁夏平原都成为“塞上江南”，张九德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他是应该载入史册的明代宁夏治理黄河的大功臣。张九德的治河业迹和经验，对正在实施的“宁夏沿黄城市带”建设，即将十个“滨河城市”打造为“黄金城市，塞上明珠”，无疑有一定的推动和借鉴作用。本文拟在广泛搜集和研究古今各方面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探索张九德先祖的家世，叙述张九德一生的经历，重点叙述并评论他在宁夏水利建设中的政绩，考证张九德筑灵州河堤、秦渠长湃、汉渠芦洞的遗址，以及研讨如何全面正确地评价张九德一生的功过。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指正。

　　一、官宦之家曾祖张楷

　　张九德《明史》无传，故其家世不详。北京大学李零教授考证孔子《圣迹图》时指出：“上海青浦孔宅旧有张楷曾孙张九德翻刻本”。（2）据此，我们得知张九德的曾祖父是张楷，张九德出身于浙江慈溪一个著名的张楷为代表的张氏官宦人家。而张楷是明代早期的大名人，是一位集朝臣、将领、诗人、画家、法学家于一身的多才多艺的著名人物。值得先仔细介绍一番，因为他对张九德肯定有家传的影响。

　　作为明朝初年的著名大臣，张九德的曾祖父张楷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明史》也没有他的传，据李贤《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公楷神道碑》（3）记载，张楷（1399——1460），浙江宁波慈溪人，字式之。生于洪武三十二年（即建文元年1399年）三月，逝世于天顺四年（1460年），享年六十有三。一生经历明朝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七朝。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进士。宣德初张楷“试政于夏官”，“拜江西道监察御史。”宣德“六年（1431年）考绩至行在因献圣德颂，正统初乃还，在任能辨疑狱”。正统五年（1440年）“用大臣荐陞陕西按察佥事理，屯田督租、赋治水利，俱有成绩。寻迁副使。”正统十二年（1447年）“陞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畿甸蝗起， 上命公督捕。公授郡邑捕法而按行之，蝗遂息。”以后，张楷出任福建巡抚。

　　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四月，朝廷派佥都御史张楷为监军，前去征讨邓茂七起义。，在镇压邓茂七起义中，“凡定三郡七县破三十六寨，擒伪总兵学士等官三百二十四人，招徕其民八十馀万。”（4）后来朝廷改派也曾主镇宁夏的陈懋最终彻底消灭了起义军。

　　张楷参加镇压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时，曾经“日置酒赋诗为乐”，显然不是一个称职的镇压叛乱者的将领。景泰元年（1450年）“景泰改元公班师至京，有妬其功者劾公初至躭诗玩寇，以罪罢归。”终于因为“躭诗玩寇”而被罢官。到天顺元年（1457年），转南京都察院。但不久去世。李贤评价张楷：“公好奖引士类，见人有善，必延誉之。遇患难者，必拯济之。尤笃于友道。其学浩瀚，善行草隶篆，所著有《四经糠粃》《大明律斛律条撮要》诸书，至于选诗唐音李杜诗草堂诗馀凡十数家，公悉和之，累数百卷。”

　　上述为张楷撰写《神道碑》碑文的李贤（1407——1466），邓州人，是明代五朝元老，官至少保、吏部尚书、大学士。从政三十余年，为官清廉正直，政绩卓著，是明朝历史上难得的治世良臣之一。（5）

　　张楷是著名诗人，张楷所撰《蒲東崔張珠玉詩集》二卷包括诗一卷，文一卷。该书现在网上公布拍卖价为人民币6000元。日本金泽大学李庆教授《平淡诗坛上的翘楚者——十五世纪诗人张楷生平事迹考略》考述了大陆失传的、仅存日本刊本的《蒲东珠玉诗》著者张楷的生平事迹。（6）

　　作为诗人的张楷，曾经因为向宣德皇帝献诗而惹来杀身之祸。《明史·陈循传》载“宣德时，御史张楷献诗忤旨。循曰‘彼亦忠爱也’，遂得释。”（7）御史张楷向皇帝献诗本为邀宠，谁知反惹恼了皇帝，多亏为官比较清廉的陈循为之辩解才解救了张楷得以免遭治罪。正统十四年（1449年），都御史张楷又因除夕作诗：“斯民何苦际斯时”“四山峰火照人红”“乱离何处览屠苏”等诗句，流传京城，人多传诵，礼科给事中王诏上书弹劾，张楷终于被坐罪免职。成为明朝一件因为诗文而遭罪的文案事例。（8）

　　张楷也是明初出名的画家，他以画《圣迹图》名留史册。李零教授指出：“圣迹殿中的《圣迹图》从哪儿来，一般说法，它是从明正统九年（1444年）张楷的线描本发展而来。张楷是明代早期人，它的《圣迹图》，原本是石刻本，早佚。●2 ●2上海青浦孔宅旧有张楷曾孙张九德翻刻本、康熙中方正范补刻本，均已亡佚...”。《圣迹图》是模仿佛教的本生故事，对孔子的一生做通俗宣传。（9）

　　张楷还是一位法学家，他的主要法学著作是大明案例汇编《折狱要编》十卷，张楷著，由天启年间曾任江西巡抚的杨邦宪校。（10）这就是张九德的曾祖父张楷。

　　二、云间知府河东兵备

　　关于张九德本人的文献资料，我十分遗憾的发现他在《明史》也无传，但史书却也有不少记载，特别是还有宁夏明朝地方志《万历朔方新志》收录了张九德本人所撰《抚都御史张九德撰〈新筑灵州河堤碑记〉》、《按察使四明张九德撰〈襄毅公巡抚鑑川王崇古祠堂记〉》以及《太仆少卿崔尔进撰〈灵州张公堤记〉》、《翰林院编修南居仁撰〈灵州三贤祠碑记〉》《御史沈犹龙撰〈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等明代当事人提供的关于张九德的重要史料，可供学者研究张九德。

　　1、慈溪名人万历进士

　　张九德，字成仲，又为威仲，别号曙海，也有称字曙海，曙海先生，浙江慈溪（今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人。宁波、慈溪，历史上也称明州、四明、鄞县。因绍兴、宁波和台州地区有四明山脉，故该区域亦称“四明”或四明地区，由此四明也成为旧宁波府的别称。宋朝就有《宝庆四明志》和《延祐四明志》，所以，《万历朔方新志》也称张九德为“按察使四明张九德”。（11）唐朝著名诗人贺知章他告老归乡，居四明小溪湖上，也曾经自称“四明狂客”，大诗人李白誉他为“四明逸老”。四明山还曾是全国十九个革命根据地之一，也是中国南方七大游击区之一。慈溪之名的来历，据《延佑四明志》载：“汉句章董黯，母尝婴疾，喜大隐溪水，不以时得。于是筑室溪旁，以便日汲。溪在今县南一舍。故以慈名溪，又以溪名县”。（12）

　　浙江慈溪是一个自古名人荟萃的地方，单以出进士来说，明朝全国总共有进士24000人，仅慈溪一地就出了进士220多人。据张九德在松江知府任内的门生、御史沈犹龙撰《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载：“公諱九德，字成仲，别号曙海先生，浙江慈溪人，登万历辛丑进士。”（1３）据此证明张九德为万历辛丑年，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大明进士。慈溪人十分看重他们明朝就出了200多进士的辉煌历史，并引以此为骄傲，对这些进士进行了许多深入的研究，如为什么进士张九德叫九德？《几个老慈溪人的名字》一文考证了张九德名字的来历，指出：“《尚书》中有记载：‘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矣。’以上九德，谓‘阴阳合德’”，这就是张九德九德的来历。（1４）

　　张九德既然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大明进士，考明代学人中进士一般都为二十几岁，据此推算，张九德出生大约在万历（1573——1620）初年，即万历三年1575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左右。

　　张九德当进士以后，最初曾经担任的重要官职就是出任云间（松江）知府。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撰的《上海旧政权建置志》明代松江知府一览表载：

　　1367～1644年松江府知府一览表

　　姓名

　　籍贯

　　任职时间

　　简历

　　张九德

　　浙江慈谿（浙江慈溪）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

　　字曙海，进士

　　（1５）上表说明，在张九德获取进士的七年之后，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慈溪进士张九德被朝廷任命为松江府（今上海市松江县）知府。松江府古代别称为“云间”，府治在华亭县，即今上海市松江县。松江府约为今上海市吴淞江以南直至海边的整个区域。松江为什么别称“云间”？其来历是：西晋有位文学家陆云，字士龙，华亭人，他曾经对客人自称为“云间陆士龙”，后人因此称松江为云间。今天上海市还出现了一个“云间城”——松江大学城，人气很旺，实际上就是松江大学园区，“云间城”由七所著名高等学府组成：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东华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复旦视觉艺术学院，以及周边的立达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

　　松江人、大明御史沈猷龙指出：“公（指张九德）为吾（指沈犹龙本人）云间（指松江府）守（守即太守，指知府）。”（1６）张九德在松江任知府期间，政绩非常突出，当时该地遭灾荒，张九德积极采取措施，拯救百万灾民。关于张九德在松江为百姓做的功德之好事，天启七年（1627年）沈猷龙《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中写道：“前二十年（即指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公为吾云间守，全活饥民数百万，奖育士类。（沈犹）龙出公门下，知公非一日也。”（1７）

　　2、按察副使河东兵备

　　沈犹龙指出，“灵州，自秦汉以来，或称州或称郡或称军，与镇城仅隔一河，而东、西两道（指河东兵备道和河西兵备道）并建，盖其重也。神庙之季，天下纷然用兵矣，廷议遴选才德宿望之臣，分莅九边，而曙海张公（张九德）”于“庚申”即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1620年），“以按察副使飭河东兵备”即“以按察副使受事”，（1８）被大明朝廷任命为宁夏督储河东道（《明史·职官志》写作“宁夏河东兵粮道”；清《嘉庆灵州志迹》也写作“河东兵备”），兼摄灵州（明灵州为今宁夏灵武市）学政。

　　督储河东道或称河东兵备是什么官职？考兵备道是明、清道员之掌整饬兵备者，置于各省重要地区。明朝时的兵备道，全称为“整饬兵备道”，官名，主管兵备事宜，始设于弘治年间，隶于总兵。明制于各省重要地方设整饬兵备的道员。置于各省重要地区。兵备在明代边防和内政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督抚从临时差遣到常设的演变，兵备道也成了常设和遍设，它和督抚一同构成了明代省级体制和以文统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明朝时的兵备道不是专缺，而是由布政司、按察司二司的参政、参议、副使、佥事兼任。因此，出任兵备道的这个人的品级，是以他本身的官衔为准。明朝时，按察使司的按察副使是正四品，按察佥事是正五品。比如某兵备道，他的本身官职是按察使司副使，则他的品级为正四品。

　　为什么沈犹龙说张九德又是“以按察副使飭河东兵备”“受事”？查明代按察司按察使一人，正三品；副使一人正四品。《明史·职官志·卷四》指出：明代整饬兵备道有３０多个，其中“宁夏河西道，驻宁夏，宁夏河东兵粮道，驻花马池。”因此，张九德到宁夏的官职，就是按察副使正四品、宁夏河东兵备道（宁夏河东兵粮道）。

　　明代朝廷非常重视宁夏边防军事以及黄河经济发展，在宁夏专门设置“督储河西道”和“督储河东道”两个官职，官位仅次于总督和巡抚，官居第三位，属正四品。据《万里朔方新志》第二卷“宦迹”一节记载，在总督和巡抚之后，即列督储河西道和督储河东道。记载自宣德年间的户部主事张添赐、按察司刘瓒开始出任宁夏督储河西道，到万历四十一年的年间，先后出任河西督储的官员总计多达84人；记载出任督储河东的官员名单包括张九德在内，也有25人。这些在宁夏出任督储的官员中，许多人后来晋升为巡抚、总督乃至朝廷各部侍郎、尚书等高官。

　　3、河东兵备避免兵变

　　张九德来宁夏河东灵州，赴任督储河东道的时候，行至固原，听说宁夏外调士兵闹事，他急忙星夜赶路，到宁夏积极抚慰军士，避免了一场兵变的发生。据上述沈猷龙《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中记载，当张九德到宁夏出任河东兵备的泰昌元年（1620年），正是明朝的多事之秋，“辽左、川、贵并军兴，多调边兵为援，驿骚无宁日”，其中也包括调宁夏镇的边兵，前去支援辽左、川、贵的战争，他们不愿意去送命，就在宁夏镇派出的援军刚刚开拔走到路上的时候，“捍丁金白、张威等路兵马，杀领兵官，”自任左、右将军，率军“焚掠而前，烟尘翌日，远近震骇”。正在前往宁夏灵州赴任的张九德，在固原“闻变，星驰进”，并致书给变兵“前导”，诚恳地劝慰他们道：“戌士远役，诚可念。即有所需，何不以情请，而轻蹈国宪？且父母妻子各在城，而自贻族灭，何也？军门发兵擒剿，汝进退何以自全？幸本道未受事，可开汝一面。如悔罪者，速按戈随本道蒞镇，以明无叛志也！”听到张九德诚恳而动人的劝阻话语，闹事的军卒们“环跪而哭，声震山谷，间叩头请死，有流血者。”张九德对这些军卒“随路慰遣原营安插”，对于闹事的首领，他“寘擒渠首，寘之法。”就这样，河东兵备张九德在赴任的路上，遇到一场兵变即将发生威胁宁夏的安定的时候，他竟然不动一兵一卒，没有一人流血牺牲，便使“宁镇以安”。

　　沈犹龙还记载，当时蒙古鞑靼银定、宾歹部曾经拥众牧边，骚扰宁夏，他们声言准备抢掠宁夏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境内）。张九德认为“彼素利我市赏，且中国无衅不敢叛，可不劳师而服也。”于是，张九德采用计取制胜，他计诱鞑靼通事（翻译）僧人，通过他们宣谕朝廷恩威，通事向张九德转达鞑靼首领银定、宾歹的要求：“无他也，意求增岁赏耳！”张九德认为这是无理要求，怒斥曰：：“国家定制，谁敢议增？光欲增者，当决一战！”然后，勒兵令遍观营伍，严阵以待。银定、宾歹见此情状，只得“各诛帐下一人，以谢过焉。”

　　当时宁夏有奸人胆敢冒充熊经略的使者，在各地勒索马价，还传鼓进入河东兵备道署，非常傲慢。张九德问奸人：“镇故市马，然不敢马而价者，何也？”奸人回答：“道远恐疲，折价至近关买易为便耳。”张九德立即产生怀疑，命进行检查，发现其所带牒印文有异，真相大白，奸人受到应有第三惩处。

　　三、升按察使灵州河堤

　　1、臬台张公造福灵州

　　天启壬戍二年（1622年），大明朝廷晋升按察副使飭河东兵备张九德为按察使。按察使是明朝廷官署，全名为提刑按察使司 ，其官职设按察使、按察使副使，按察使为正三品之官，按察副使为正四品，下设佥事，为正五品，员数无定。按察使全名为“按察使司按察使”，“按察”相當於古代的“陳臬”，因此，按察使又被称为“臬台”或“臬司”。明朝省級地方官員分為三司，分別是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布政使管“民政”，按察使管“刑名”，都指揮使則管“一省軍務”。三司分别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省法院院长、省军区司令。

　　《明史·职官志》指出：“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其吏治。大者暨都、布二司会议，告抚、按，以听于部、院。凡朝觐庆吊之礼，具如布政司。副使、佥事，分道巡察，其兵备、提学、抚民、巡海、清军、驿传、水利、屯田、招练、监军，各专事置，并分员巡备京畿。”（19）

　　升职为正三品的按察使在宁夏从政的张九德，在宁夏做出了惠民的大事，他治理黄河，进行修建灵州河堤、秦渠长堤、汉渠芦洞、发明水戽等一系列水利工程，发展宁夏河东水利灌溉，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复芜田数百顷”、“岁额聚增数千石”，受到百姓一致称赞，成为宁夏地区明代治理黄河的功臣。

　　2、宁夏黄河有利有害

　　位于宁夏河东滨临黄河的灵州，也曾经称为灵武，“阻河而城”，唐诗人吕温描写灵州地理山川形势是“山横旧秦塞，河绕古灵州”（20）；另一位诗人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诗中赞颂灵州为“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灵州在唐朝以前早已经是“塞北江南”的（21）鱼米之乡。这就是因为得益于黄河灌溉之利，“居人三时农作寄命于河”。这里有秦汉时期修建的秦渠、汉渠，灌溉着河东灵州地区广袤的大地。朱栴《宣德宁夏志》指出，明代初年秦渠“灌田八百九十二顷三十亩”，汉渠“灌田七百二十九顷四十三亩”（22）。后来，秦、汉渠进一步扩大了灌溉面积，到了万历末、天启初，“秦、汉二渠，溉田至数千顷”。（23）

　　但是，黄河有发怒的时候，历史上曾经经常闹洪水，给黄河沿岸各地带来极大的灭顶之灾。明初的洪武十七年（1384年），黄河就曾经发大水，建城历史长达1575年的灵州被黄河水淹没。也正是因为被黄河淹没，灵州被迫向东北方向，“城凡三徙”（张九德语）。张九德来灵州出任河东兵备的时候的灵州城，就已经是古灵州被淹没44年以后的宣德三年（1428年），灵州城第三次迁徙后修建的新灵州城，即今天的灵武市。张九德到宁夏时，黄河水逼近新灵州城，形势非常严峻。

　　3、城凡三徙皆以河故

　　灵州城始建于西汉惠帝四年（前191年），位于黄河峡口之下东岸，滨河而建，遗址当在今宁夏吴忠市西北靠黄河的古城，吕温称为“河绕古灵州”。到明朝洪武十七年（1384年）黄河发大水，淹没灵州城，灵州从此被迫向东北方向，三迁其城，宣德三年（1428年）迁到张九德赴任时的灵州城，即今灵武市。此后，古灵州（今吴忠市）地区就没有城市了，古灵州遗址只留下“颓垣”和一个“古城”之名，这里后来只有板桥、早元、瓦渠、古城、吴忠（堡）等乡村，一直归新灵州（今灵武）和后来的宁灵厅、金积县管辖，直到解放后才成立吴忠市。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六子、大明庆靖王朱栴，洪武二十四年（1393年）五月“自庆阳徙居韦州”来到宁夏，他亲眼看到灵州城被黄河水三次吞噬的悲惨情景，在其所著我上引《宣德宁夏志》卷上（十一）的“属城”里的“灵州”中，写到被淹没的灵州时，指出，“故城居大河南，今犹存其颓垣遗址，其西南角被河水冲击崩圮”。他简要地记载了在明初“洪武间”、“永乐间”和“宣德间”，即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到宣德三年（1428年）的短短44年间，灵州城经历了三次“被河水冲圮”的灾难和三次迁徙的历史。进士出身的张九德，来宁夏灵州任高官，必然要熟悉明朝宁夏地方历史，在其所著《新筑灵州河堤碑记》中肯定地指出：灵州这个城市，“洪武甲子（洪武十七年，1384年）迄今，城凡三徙，皆以河故，而河亦益徙而东”。（24）翰林院编修南居仁在《灵州三贤祠碑记》也确认：灵州“洪武以来，三徙城矣！”（25）此后，宁夏灵州（今灵武）官民为阻止黄河东徙，避免灵州城第四次遭淹没和迁徙，每年“役夫三千、束薪千万”、“数百千金”，都投进了滔滔黄河，但都没有能够阻止黄河向东迁徙。在张九德到宁夏任职不到一年时间，黄河“屡决而东，城亦屡避而东”，“去城仅数十武矣！”，一武是半步，也就是数十步，已经到灵州城跟前了。今宁夏灵武市正在投资兴建西湖公园，这灵武市的西湖正是当年黄河泛滥，洪水逼近三迁后灵州城的遗迹和见证。

　　必須着重指出：張九德的“洪武甲子（洪武十七年，1384年）迄今，城凡三徙，皆以河故，”以及南居仁的“洪武以来，三徙城矣！”作为明代重臣，他们的记载对考证古灵州的城址的专家学者，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考虑他们的记载而谈古灵州城址，是不符合明代灵州城因黄河而三迁的历史实际的。他们的记载明确指出：是洪武甲子1384年到宣德三年1428年，即明代洪武十七年至宣德三年的44年间，不是指别的朝代的灵州城迁徙；这期间，灵州城因黄河而三次迁徙，请注意：他们说是三次，不是两次迁徙！

　　看到黄河水逼近灵州城只有几十步的可怕情景，河东兵备张九德惊呼：“若此，是无灵州城矣！”如果黄河再这样向东逼下去，灵州城将第四次被淹没，就没有这个灵州城了！张九德《新筑灵州河堤碑记》写到，“天启壬戍（天启二年，1622年），河大决，居民屡夜警，议他徙。”“阳侯（阳侯指古代传说中的波涛之神，这里指黄河发大水的汹汹波涛）鼓怒（黄河发怒了），吞噬城闉，民将弃厥居，而巢窟是栖。”当时灵州城“人情汹汹，意非物力所能支，则议先徙民，或亟徙城，以为长策。”明朝洪武以来，灵州已经是“城凡三徙”了，现在人们为了逃避狂怒的黄河水“吞噬城闉”，又喊出“徙城”那就是要第四次迁徙灵州城了！

　　4、河逼灵州石堤逼河

　　面对黄河逼近灵州城如此严峻的形势，特别是灵州官民纷纷议论要迁徙老百姓，并且还要第四次迁徙灵州城他去的时候，张九德对灵州官民大声疾呼：“御河犹御虏也，虏阑入，不逼之去，更延之入乎？且视势若建瓴而仅仅积薪委土，与阳侯争此之决耳”张九德说：“城可徙而东，河独不可徙而西乎?”于是，他提出战胜“阳侯”唯一的一法宝：“计非巨石砥柱之不可！”（26）在黄河逼灵州城东徙的危机关头，张九德坚定地提出以修建灵州黄河石堤，逼迫黄河向西迁移，来阻挡黄河“吞噬城闉”。

　　5、捐俸二百石堤之役

　　为了打好修建灵州黄河河堤的石堤之役，张九德带头捐出自己一月俸银二百两，少司马公李介石捐俸银一百两，张九德灵州守臣卢自立、参将高师孟等也纷纷捐助资金。加上绅邑、诸生及乡三老，“聚族而议”，征河西年例柴价五百两，军民愿输地基银80两，总共筹得修河堤银约一千四百多两。（27）有了足够的修建河堤的资金，于是，张九德开始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石堤之役”。

　　因为张九德已经断定要“巨石砥柱”，所以，灵州河堤，他一反过去用土加薪草的旧办法，决定采用新法，修建石堤。张九德命民间商议量地，分出大量田，供建堤之用；各村里出车；同时，调来两河营卒，轮番服役。张九德命造船百艘，利用黄河河道水运之便，“运峡口石，往来不绝，”采集位于今青铜峡峡口东岸吴忠市西南牛首山的大量石块作为建堤石材。一切修建河堤准备工作就绪，张九德请示曾经治理宁夏的两位高官：一是“先抚宁夏今制台少司马介石李公”。“制台少司马”的制台是总督，少司马指兵部侍郎，也就是原宁夏巡抚，当时的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字介石的李从心；二是“前制台今大司徒聸予李公”，即原陕西三边总督，当时已经是朝廷的大司徒字聸予的李起心。给他们报告以后，两个上司都批复：“俱报可”，也就是他们都同意张九德的治河方案。于是，张九德命宁夏守备张大绶“董堤务”；命指挥孟养浩“司出纳”；命经历李盛春“程工作”。就这样，在河东兵备张九德亲自统率下，组建成一个精干的筑堤领导班子，于是，在灵州黄河岸边，开始“大兴石堤之役”。（28）

　　灵州黄河修建石堤战役打响以后，有人议论纷纷，说什么“滨河皆流沙，不任受石，恐卒无成功！”黄河岸边都是流沙，受不住石块，投了也是徒劳。但张九德的态度坚决，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予不无动！”但是，投石筑堤开始，“旋筑亦旋溃”，引得“众口益嚣”，反对的人更多了，然而，张九德仍然“坚持之”，他科学地分析在灵州黄河边投石筑堤旋筑亦旋溃的原因，指出：“此夫根底虚，故倾之易耳，非然水岂能负石而趋？”根据他的正确判断，于是，他命令用“聚石而投之”，一天向黄河投八百艘船的石料，就这样，三天以后，石堤基础“始定”。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于是从南边实地累特别坚厚的石料修建堤首，也就是挡水码头，现在人称“丁坝”，长40多丈，“用遏水衝”，从丁坝码头开始“以次迤西而北”累石建灵州河堤。（28）

　　6、灵州建堤 二年有半

　　张九德领导的灵州“石堤之役”，从天启癸亥三年（1623年）正月开工兴建，到天启乙丑五年（1625年）四月，总共用了两年另四个月，也就是长达840多天时间。张九德本人说“凡费时二年有半”，即近两年半时间。總計修建灵州黄河石堤，长度达六千多丈，约合二十多公里即四十多里长。也就是说，平均20多天约修一里左右。关于整个石堤工程所需的资金，张九德写道：“往岁议堤请帑金（一）万二千，业奉旨下，部覆不果。”“今议三千金，犹虑不足”，但，张九德筹集资金为白银一千四百多两，修建灵州石堤，实际用银只用了“九百一十两有奇”，“然卒以有余”，还没有用完；整个石堤工程两年多，动用米麦六十石，“而储尚有余”，没有用完。（29）

　　7、名张公堤以兹纪念

　　灵州官民盛赞张九德治河的功绩，称灵州石堤为“张公堤”，以兹纪念。御史沈犹龙撰：《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中详细记载张九德修建灵州黄河河堤的经过之后，指出：“时号张公堤。”张公堤建成之后，立即显现出明显的效果，张九德本人指出“功甫成，而河辄徙而西，遂复由故道。先所受嚙，淤为滩，可耕可艺，去城已十数里矣。”崔尔进评价张九德修建石堤，指出：“（张）公堤筑既成，则有见于（黄）河渐内徙。”塞上宁夏有了防洪的保障，“徹塞始有金汤。”（30）翰林院编修南居仁《灵州三贤碑记》也指出：“石堤克巩，（黄）河乃尔徙，（灵州）城赖以全。”

　　8、秦渠长湃汉渠芦洞

　　在修建灵州黄河河堤的同时，张九德还整治了秦渠和汉渠。张九德发现灵州赖以灌溉的秦渠和汉渠都存在问题：“秦渠堤溃，水暴泄，无所灌溉”；“汉伯渠又苦无尾，闾耕田皆成巨浸”。也正如御史沈犹龙所说“秦家渠常苦涸，汉伯常苦涨。三农失业，辍耒而嗟。”（31）农田无法耕种，农夫叫苦不迭。

　　为什么秦渠会发生“常苦涸”的问题？考灵州秦渠是宁夏引黄灌区最古老的渠道，一名秦家渠，相传创建于秦代，又说西汉，于青铜峡黄河东岸开口。据明代《嘉靖宁夏新志》载，秦渠自黄河开闸口，长75里，灌田900余顷，里、仁、李、罗、大、中，皆其支渠。因为秦渠上游自渠口至古灵州今吴忠市秦渠乡秦坝关一带，二十余里，近瀕黄河，黄河每发大水，往往冲毁渠岸，渠水自然外泄，所以，形成秦渠“涸”而无水灌溉。由于修建河堤之资金有余，于是，张九德进一步整治秦、汉渠，他为秦渠“筑长堤瀦之，岁比稔。”他专为秦渠修建长湃（湃字宁夏方言读音为bai，意思为堤），并在堤下数里筑猪嘴码头，即挑水坝，今日金积镇北原秦渠乡仍然有秦坝关地名留下，秦坝即秦渠之坝。张九德筑秦渠长湃，不到半年即竣工，“延袤四百余丈，高厚坚緻，亘如长虹，水无壅滞、泛滥，顿成有年。”之后，保护了秦渠口以下20余里河水对渠身的威胁，使渠水不至于外流而可以灌溉农田，保证了庄稼年年成熟丰收。据太仆少卿崔尔进撰《灵州张公堤记》载：张九德所修建的灵州秦渠石堤，“可导、可障、无荡、无涸、无淤”，“保厘而人安之。”而张九德修堤“畚锸之费，出公捐俸及搜括赎锾。不以劳民，民大悦。”于是，“营参戎马君载道併乡绅、县尹戴君任等，即以张公名堤。”崔尔进给予灵州张公堤极高的评价，比作“如姑苏之白公堤，武林之苏公堤。”他说是“介郡贰守沈君道隆求余为记。”他欣然命笔，撰写了《灵州张公堤记》。（32）

　　为什么汉渠“常苦涨”?张九德又是从何处去解决汉渠涨水的问题？考汉渠位于古灵州今吴忠市南部，南靠山麓，北凭秦渠，也是宁夏最古老的渠道，相传创建于汉代，一名汉伯渠，于青铜峡东岸开口。明《嘉靖宁夏新志》载，汉渠长95里，灌田730余顷。因为古代汉渠“无尾”，没有泄水的通道，渠水流入古灵州南河东一连串的湖泊。据民国《宁夏省水利专刊》载，汉渠渠水加上南部山水爆发，都流入汉渠，使渠水暴泄，无处排泄，就汇入秦汉渠之间的低地，形成宁夏河东地区72连湖的吴南湖泊区，其中大湖就有巴朗湖等二十多个，最大的巴朗湖周围有20多里，周围比明宁夏城（今银川老城，城墙周围18里）还大，约为明灵州城（今灵武，周围7里8分）的三倍大，如此多而又大的湖泊，一片汪洋，造成农田无法灌溉。张九德在给秦渠筑堤之后，又为汉渠开秦渠清水沟芦洞，用以泄汉渠“巨浸”之水，引流入黄河。张九德由吴南最大的巴浪湖东北开口，让汉渠水以及一连串的湖水，由巴浪湖流入清水沟，再于吴南村今吴忠市上桥镇秦渠底开清水沟洞，名芦洞，让水由吴南村穿秦渠底暗洞，经吴东村，到新接村流入黄河。吴南村清水沟秦渠芦洞长十三丈五尺，高、广各三丈五尺。也就是长44.1米，高、宽都是11.6米。同时，张九德又“自秦渠北岸抵窑桥，疏渠道三十里，泄水入河。”也就是从秦渠北岸把清水沟疏通，让来自汉渠的水，经30里，于新接村流入黄河。这段渠道就是今吴忠市和灵武市排水沟——清水沟下段的前身。（33）工程不到三个月完成。沈犹龙指出：张九德在灵州治理黄河和秦汉渠水利工程，“（张）公筑长湃以护秦，别开芦洞以泄汉。计疏渠道三十里，复芜田数百顷，而岁额骤增数千石。”（34）

　　张九德当年所开位于今吴忠市上桥镇的清水沟秦渠芦洞，在解放以后已经由清水沟水穿秦渠而过的秦渠底暗洞，改为钢筋水泥结构的秦渠水由清水沟上面流过的秦渠渡槽。

　　9、创制水戽利民灌溉

　　张九德作为明代水利专家，他在宁夏不但修建灵州黄河河堤，治理了黄河水患，使三徙之后的灵州城即今灵武城，避免再被黄河水第四次淹没。他还治理了秦渠和汉渠，解决了“秦家渠常苦涸，汉伯常苦涨”的问题，让农民更好地利用秦汉渠灌溉农田，发展河东的水利事业，促农业生产的发展。他更进一步发明水利灌溉用的“水戽”，即提水灌溉农田用的水车。沈犹龙记载：张九德在灵州“又创制水戽，利民灌溉，号张公车。”（35）什么是“戽”？据《汉语词典》解释，戽，是一种汲水的农具。宋沉与求的《雨不止》诗：“已看城郭半浮槎，水戽联翩接渚涯。”（36）水戽即戽斗，就是古代取水灌田的农具，形状像斗，两边有绳，由两人拉绳牵斗，用戽斗汲水灌田。

　　10、灵州学政商学育才

　　宁夏灵州地区有花马池等盐池，盛产池盐，是盐商云集的地方，但盐商的子弟却无法在宁夏入学应试，不得求取功名，影响盐商在宁夏的积极性。明代朝廷地方对此十分重视。作为同时兼任灵州学政的河东兵备张九德，不但在治理黄河水害保护宣德新建灵武城的安全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也在发展宁夏教育事业方面做出成绩。当时，宁夏“镇临极边，武备盛而文事寡。”张九德“辑学政，月有课，岁有较，朔望蒞黌宫，讲业论道。”张九德主持的灵州城“俊隽叠双，边方侈为盛事。”（37）

　　明朝宁夏商业发达，但外籍盐商子弟在原籍读书，家中无人约束，多数旷荡，随来宁夏，因为不能考试上学，这些盐商，张九德“以羁商之术，辟造士之门；还以怜才之法，广招商之路。”《万历朔方新志》载，灵州“商学：天启元年盐商思归故里，不乐输纳，影响宁夏的盐粮和军饷。为笼络（1621年）张九德学政奏设。”（38）这就是说，在天启元年（1621年），即张九德刚刚上任河东兵备兼灵州学政的第二年，张九德就在灵州盐课司所在地惠安堡（今宁夏盐池县惠安堡乡）奏设了宁夏商学。张九德“创设商学，以便商贾子弟肄业。于是，群商輻辏，岁课羡溢。”（39）

　　11、治河三役撰河堤记

　　张九德在灵州治理黄河以及秦汉渠成功地打响“三役”。第一、张九德从天启三年（1623年）正月开始“大兴石堤之役”，到天启五年（1625年）四月，历时两年另三个月，建起石筑灵州河堤，总长六千余丈，相当现在的二十多公里，黄河水因此由向东逼进灵州城下，改为“而河辄徙而西，遂复由故道，先所受嚙，淤为滩，可耕可艺，去城已十数里矣。”第二、张九德下车伊始，即视察渠务，亲自督导开展第二役：修筑秦渠石堤工程。不到半年完工，长四百余丈。使渠水者有所蓄，无壅滞泛滥。第三、张九德针对汉渠因为无尾，泄水不畅，渠水经常暴涨，无法种田，农民辍耕哀叹的情况，主持修建为汉渠泄水的芦洞，解决了汉渠排水问题。

　　历时三年，完成三役，治水工程完成。取得极大的成效，张九德本人也甚为喜悦，他特为之撰写了一篇《新築灵州河堤记》，明《万历朔方新志》和清《灵州志迹》中都收录了。其中真实地记述了治理宁夏黄河、秦、汉渠水利工程的全过程。他在文章最后深刻总结三役工程最初的“三忧”：“不侫三年于此。未事则忧物力，方事则忧成劳，已事则忧久远。今幸三忧且释得于告终事矣。”同时，总结出黄河水利工程所以顺利完成的“五因”的宝贵经验和“成功之本”，指出“因是三役者，予不侫因法于古，因石于山，因力于民，因能于众，因主裁于上，获绾任事之幸，是皆今日成功之本也。”（40）我以为，张九德的《新築灵州河堤记》是中国黄河水利史和宁夏水利史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他总结的“五因”，即使在今日仍然可以供我们各级领导者主持经济建设工作所借鉴。

　　12、民怀其惠建三贤祠

　　张九德灵州修建黄河河堤，秦渠石堤以及汉渠开芦洞的三大水利工程，给宁夏灵州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修河堤保证了灵州的安全，灵州城没有因为黄河水而再迁，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三大工程顺利竣工，大量河水冲淤之滩地，变为可耕之良田，“复芜田数百顷，岁赠税额数千石”；秦汉二渠经过整治，“使涸者有所蓄，而涝者有所泄。”出现了“两渠之间，翼翼或或，绿野如云”（41）的丰收景象；张九德在宁夏灵州“肃宪章，贞百度，严刁斗，明烽燧，饬将吏，课博士弟子，董正盐法，詟服援兵，芳施闳泽，弈世利赖，则境以内胁胁，有口碑在。”（42）《万历朔方新志》作者在“宦迹”一节以十个字高度评价张九德任职宁夏督储河东道期间的功劳：“筑河堤，增税地，多所兴厘。”

　　为表达宁夏灵州地方官民乡绅百姓对张九德的爱戴、赞扬和怀念之情，于天启七年，即张九德去任后两年，在灵州今灵武特建“三贤祠”与杨一清和王琼对宁夏有功之臣并尊为“三贤”。翰林院编修南居仁专门为此撰写了《灵州三贤祠碑记》以兹纪念。在张九德去灵州两年以后，灵州官绅百姓仍然怀念张九德，宁夏举人张先春、沙听、贡生沈谏等人，专门跑到京师找到张九德的学生沈犹龙，向他诉说此种思念张九德之情，“请为文，以留公爱。”，沈犹龙“出公门下，知公非一日也，又敢以不文辞哉？”于是，当即撰写了《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这是一篇长达千字的全面记录张九德从政辉煌事迹的纪念碑文。其中也记三贤祠：“先是（灵州）城北有二贤祠，祀杨公一清、王公琼，以报修边之功也。及（张九德）公去任二年，而镇人思公之功，起不让于杨、王也，于是，貌公像而三之，夷其额曰‘三贤’”。沈犹龙高度评价张九德与王琼、杨一清的才能和功劳不相上下：“秉中枢如王公，掌纶扉如杨公，事业彪炳，真堪鼎足而立也。表曰三贤，谁谓不宜？”（43）御史沈犹龙，官至兵部侍郎，清军入关，在松江，与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等初起兵抗清，沈犹龙被推为盟主，最后为保大明而牺牲。

　　《万历朔方新志》中，特别收录了明朝翰林院编修南居仁专门撰写的《灵州三贤祠碑记》。其中在记载镇守三边二十年的杨一清和循杨一清之绪督三边军事的王琼二人的功劳的同时，充分肯定张九德修建宁夏黄河水利安定边疆的巨大成果，南居仁甚至把张九德比作西晋大政治家“得弘一纸，胜十部从事”的刘弘和西汉大将军和以威信服羌族罕开的赵充国，夸赞张九德是大明朝一个“无形的长城”，“谁谓古今人不相及焉？”因此，张公与杨王并祀，“旌曰‘三贤’”。南居仁三贤祠颂曰：“焯彼二公，姐豆有秩。张公继起，循禹之迹。昔也洪流，今获黍稷。买犊弃剑，计安反侧。鼎鼎三贤，贞珉永勒。”（44）

　　四、灵州河堤今在何处

　　现在，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进行考论：张九德所建灵州河堤的遗址，究竟在今日宁夏何处？据《灵武市志》载：“张九德倡捐俸银以筑堤。……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正月兴灵州黄河石堤工程。……在灵州城南10余里之实处，垒石筑河堤40余丈为堤首以挡猛水。再向北依次延伸，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历时三年工程告竣。共筑河堤六千余丈。”（45）据此，似乎张九德所筑河堤地址在当时的灵州即今宁夏的灵武，但笔者对此结论提出质疑。

　　考明朝关于灵州河堤的几篇历史文献记载，首先，张九德本人撰写了千字文《新筑灵州河堤碑记》，其中关于灵州河堤的修建文字多达600多字，十分详尽，应该是第一手资料，是灵州河堤的最可靠的依据。但是，我发现，其中并没有关于“在灵州城南10余里之实处，垒石筑河堤”的记载。张九德指出：“而议者纷，若谓‘滨河皆流沙，不任受石……’……乃令聚石而投之，一日尽八百艘。三日，基始定。于是，从南隅实地始纍石，特坚厚为堤首四十余丈，用遏水衝，余以次迤西而北，其纍石亦如之。计堤长为六千有奇。”（46）

　　这里我想提醒读者注意：张九德当时的灵州城在今灵武市，而辖区包括古灵州城址所在地今吴忠市，第一、张九德记载有议论者认为“滨河皆流沙，不任受石”，可见投石修河堤的地点是“滨河”而建。黄河故道滨河在古灵州城之西南、西面，淹没古灵州城以后，向东北流为新河道，逼近新灵州城之西北。“滨河”应该还是指故道，黄河主河道。第二、张九德明确指出是在“从南隅实地始纍石，特坚厚为堤首四十余丈，用遏水衝，余以次迤西而北，其纍石亦如之。计堤长为六千有奇。”并没有说从当时的灵州城南10里之实处建堤。“滨河”的南隅实地，实际上应该是滨黄河主河道故道，发大水决口是在古灵州之西南，即今日吴忠市西南的古城湾。为什么吴忠市西古城乡靠黄河有个古城湾？考上引古灵州被淹没的亲历见证人朱栴，在其《宁夏志》中明确指出灵州“故城”被淹没是“其西南角被河水冲圮”，说明本来由南向北流的黄河，发大水以后，是从古灵州城西南冲毁古灵州城，然后改出现一个新河道向东北流，此地是黄河冲毁灵州城改新道的拐弯之处，古城湾由此得名流传至今。所以，在古城湾滨黄河岸上游的“南隅实地”之处，当在今吴忠市西南金积镇北靠黄河岸一带，笔者发现《吴忠市志》中《吴忠市地形图》上，正巧原秦渠乡今属金积镇最北面临黄河岸边仍然保存下来有一个紧靠黄河的地方叫河渠湃村，所谓“河渠湃”顾名思义，河者黄河，渠者秦渠，湃者堤也，因此，应当与黄河河堤和秦渠长湃相关，估计张九德完全可能就是从河渠湃村附近“实地”开始建灵州河堤，先建堤首40余丈，然后，以次迤西向北，修石堤，长6000余丈。秦渠长堤也应在其附近。

　　再考翰林院编修南居仁撰《灵州三贤祠碑记》，其中明确指出，“先是河屡决而东，城亦屡避而东，且迤北。洪武以来，三徙城矣！张公曰：‘若是，是无灵州也！城可徙而东，河独不可徙而西乎？’乃循河故道，躬理畚插，筑石堤，长六千丈。”（47）请注意，南居仁在这里强调的是“乃循河故道”“筑石堤，长六千丈”。非常明确地肯定灵州河堤修建在黄河主河道的“故道”，而黄河故道不在当时的灵州今灵武之南，而正是在古灵州之西即今吴忠市之西，应该是黄河决口淹没古灵州的地方古城湾之上，先在其南偶十里之外实地，筑堤首，然后，沿黄河故道，依次向北，修筑石堤，把逼近当时灵州的河水逼回黄河故道，以解当时的灵州城河水之围。南居仁所说“循河故道”就是张九德本人所说“滨河”，意思完全一致。因此，不可能是在没有黄河主河道“故道”的当时的灵州城南10余里。如果是新灵州即今灵武之南十里开始建河堤，则应该在今灵武崇兴附近黄河发大水冲出的新河道，那只是类似古代黄河非主河道的枝津，那样的话，可以暂时阻止河水淹新灵州城，但无法逼使河水流归故道，河水被堵在古城湾至崇兴，反而，会造成古灵州之地再次被淹，但是，史料没有古城再次被淹这方面记载，说明河堤没有在新灵州南十里开始。因此，张九德修建的灵州河堤的确切遗址，应在古灵州即今日的吴忠市古城湾西南十里金积镇最北面濒临黄河的原秦渠乡一带开始，再向北，共六千余丈，而不是在当时的灵州即今日的灵武之南再向北。（见《张九德筑灵州河堤示意图》）

　　上述三篇关于灵州河堤的文献，张九德本人是亲自督造河堤的总指挥，是最直接的当事人，他最清楚。他的文章长一千多字，关于河堤的记载多达600多字，应该作为第一依据。南居仁应该也是听说，但他记载比较详细，也多达150多字，也可以作为重要补充依据。他们说“滨河”、“循河故道”，应该就是古灵州即今吴忠市古城湾的黄河发大水以前的由南向北的故道。而沈犹龙身在京师，关于河堤只有寥寥56个字，显然简单得多，但是，他只是说“相度水势，从十里外建石堤，为一劳永逸策”，并没有说“从灵州城南10里”。“从灵州城南10里”之说，显然缺乏可靠的依据。沈犹龙说的“从十里外建石堤”应该理解为从黄河发大水的古城湾十里外，即古城湾上游南面地方开始建河堤。当时的灵州即今日的灵武西南十里也有河道，但那是类似古代黄河分出的枝津的新河道，不是原来黄河的主河道，不是黄河“故道”。

　　考证灵州河堤今日所在确切位置，我还访问了宁夏水利厅离休干部、从事宁夏水利史研究40多年的宁夏水利史专家80岁高龄的卢德明老先生。据卢老讲张九德所建灵州河堤，其堤首，现在人称“丁坝”，如张九德本人所说是为了“用遏水衝”，首先要挡住河水的冲击，才能继续修河堤，堤首地址应在古灵州即今吴忠市古城湾以上“十里外”“南隅实地”。然后，接着堤首再向北建六千余丈石堤，现在人称“顺坝”，用以逼河水向西，沿故道而流，这样才能解除当时灵州河水逼城的威胁。根据明代张九德、南居仁和沈犹龙的记载，以及卢老分析，我认为，灵州河堤地址当在古灵州今吴忠市西，不可能在今灵武。因为河水是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从古灵州（今吴忠市）西南泛滥，离开由南向北流的故道主河道，淹没古灵州城，转向东北绕一个大弯，出现另一个新河道。并迫使灵州“城凡三徙”，之后迁到张九德看到的灵州城（今灵武城）。到238年以后，天启二年（1622年），“阳侯”（黄河）再次发怒，冲向灵州（今灵武）的，已经逼近灵州城。只有在河的上游建堤才能挡住河水，在当时的灵州城边建堤根本不起作用，只能暂时挡住河水不淹没灵州城，而不可能逼河水西迁，留归故道。甚至还会在古灵州之地造成新的水灾。张九德治理黄河建河堤，创建的丁坝和顺坝相结合的治理黄河的办法，也就是堵截和疏导相结合的办法，一直沿用至今。

　　五、延绥巡抚工部尚书

　　张九德在宁夏出任河东兵备前后六年期间（泰昌元年1620年至天启五年1625年），政绩突出，天启四年（1624年）三月二十一日，廵按陕西御史刘廷宣疏为荐举方面官员，“”其中举荐的官员就有张九德；三月二十七日宁夏廵抚李从心疏为荐举方面官员其中又“荐荐”“宁夏兵备张九德”；同年，山西廵按李日宣疏为举该方面官员，也又有荐张九德。（48）因此，沈犹龙记载，张九德在宁夏河东兵备任内，政绩斐然，“到乙丑（天启五年，1625年），两考卓异，巡抚都御史去。”天启六年（1626年），朝廷提拔张九德的官职以资奖励，由地方第三位官员督储河东道晋升为地方第二位官员——延绥巡抚，成为陕西四大巡抚之一（陕西巡抚，甘肃巡抚，宁夏巡抚，延绥巡抚），后并加任都御史。但他在延绥巡抚任内似乎时间不长，估计也就一年左右。《樵史》记载：“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辰牌时分，司礼监承谕，传旨升王立极、王之臣加少师；……许宗礼、吕图南、张九德、张文郁、单明诩、岳骏声、李春茂、王之宷升都御史。其余侍郎、少卿的升迁，不在此内。这些官员平时清修自好的，被这一升，反都浑在浊水里面了。到酉牌时分，天启皇帝驾崩。”（49）

　　张九德还曾经继承先祖张楷衣钵，对于法法律颇有研究，他撰写法学著作。传世的著作有明朝天启丙寅六年（1626年）张九德撰《折狱要编》十卷，三河卢友竹校刊本，六册，线装。该书著录于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页130。现藏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50）此外，张九德还编辑了《胆识类纂》，抄本。（51）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23岁的天启皇帝明熹宗朱由校病逝，他无子嗣，遗照由其弟朱由俭继位。八月当月，16岁的朱由俭即位，成为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皇帝。崇祯皇帝明思宗朱由检（1611－1644），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他是明朝最勤勉的皇帝，但明朝积弊太深，他无力回天，最终，自缢于北京故宫北的煤山，成为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皇帝。因此，《明史》评价说：“明之亡，不亡于崇祯失德，而亡于万历怠政”。

　　（崇祯长编清汪辑编，卷之三载，明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兵部覆延（绥）镇修边功，加搃督

王之采（1625年11月至1627年4月任职）、廵抚张九德各一级，搃兵杨肇基进太子太保。”（52）这段记载说明，他与

王之采同时因叙延绥修边功，被兵部上奏朝廷加一级，三边总督

王之采1627年4月离任。所以，张九德大约1626年到延绥，也是1627年初离任，一年左右。

　　张九德在延绥巡抚任内修边政绩卓著有功，因此被升一级。随即，张九德由延绥巡抚被提升到朝廷，任命为大理寺卿。大理寺，掌刑狱案件审理，是：中国古代执法机构，相当于当代最高法院。大理寺卿：大理寺最高首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正三品。

　　大明御史沈犹龙，在崇祯皇帝初即位时撰写的《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中写道，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今上（上在这里指崇祯皇帝）即位，公（指张九德）以少司马（兵部侍郎的别称）陈新政，上嘉纳：‘老诚敏练，无逾卿者。’”（53）这段记载说明，崇祯皇帝即位的时候，张九德已经晋升为工兵部侍郎。他向新皇帝陈新政，得到皇帝的嘉奖。侍郎原本为各部主官尚书之副手，明朝升侍郎为正二品官职，与尚书同为一部的官品。

　　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己酉，刚刚即位不久的崇祯皇帝，任命在宁夏督储河东道任职六年，治理黄河，延绥巡抚取得优异政绩的大理寺卿、都御史、兵部侍郎“张九德为工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史书也简称“总河”。（54）工部是中国封建时代中央官署名，为掌管营造工程事项的机关，中央六部之一，长官为工部尚书，曾称冬官、大司空等。工部掌管全国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与吏、户（度支）、礼、兵、刑并称六部。工部一般设有：尚书一人，正二品；侍郎二人，正三品。也就是说张九德由省级地方官员一下子就被提升为中央朝廷的正二品高官——尚书，尚书官职应该比现在部长还要大，等于国务大臣，差不多相当现在的国务委员、副总理级别了。

　　关于张九德出任大理寺卿以及工部尚书等职，还可以从崇祯长编看出：《崇祯长编》载：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庚子，……大理寺卿张九德疏辞总河新命，不允。”（55）这段记载说明：第一、天启七年（1527年），张九德由延绥巡抚调朝廷，先任大理寺卿，旋加任兵部侍郎。第二、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己酉，张九德又有“总河新命”即任命大理寺卿“张九德为工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十天之后，他上疏请辞新任命，没有被批准：“庚子……大理寺卿张九德疏辞总河新命，不允。”张九德对于工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河道、提督军务的这个新任命的职务，提出辞疏，皇帝答复：不允。天启七年（1627年）末，崇祯皇帝还曾经委派大理寺卿张九德参与审理阉党魏忠贤假子、肃宁伯魏良卿一案。魏良卿是大宦官阉党魁首魏忠贤的侄儿、假子，掌管锦衣卫南镇抚司（审讯机关）大权。后来被定为第二等罪犯“首逆同谋”处死。

　　《崇祯长编》载：“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癸亥，罢宁夏巡抚焦馨及大理寺卿张九德”。（56）这里，应该是因为魏党的问题，罢免张九德所有官职：包括大理寺卿、工部尚书，河道总督，提督军务等。这段记载说明，张九德的大理寺卿以及出任工部尚书河道总督提督军务，大约是在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到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这段时间，也就是三个多月。

　　工部尚书张九德为什么《明史》无传？张九德究竟当没当过工部尚书？诸焕灿《慈城有五状元吗？》一文曾经提出否定，诸文写道：“但魏文（指魏金水《古邑历千载慈城五状元》一文）提及杨（杨守勤）亲家‘万历二十九年工部尚书张九德’。按理官至尚书一般给了立传，但《明史·列传》没有张九德传，在《明史七卿年表》查核，万历二十九年的工部尚书是杨一魁非张九德。”（57）读到这段文字，我发现，其实是诸文所引魏文“万历二十九年工部尚书张九德”一句本身有误，错误在于张九德是天启七年（1627年）的工部尚书，而非万历二十九年，万历二十九年他中进士，还没有当工部尚书。可见诸文因魏文而搞错了。

　　为什么工部尚书张九德在《明史》无传？我以为和他依附魏忠贤党有关，但是，如果他是依附魏党是重要成员，《明史》会以叛逆列传，而张九德并非重要成员。在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钦定逆案中，他并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惩处，仅仅被列为最后一等、即第六等的“挂冠闲住”而已，所以，也就没有作为叛逆列传。张九德曾经担任工部尚书，我们还可以从《明史·列女传》得到证实，《明史·列女传》记载：“刘氏，张能信妻，太仆卿宪宠女，工部尚书（张）九德妇也。性至孝，姑病十年，侍汤药不离侧。及病剧，举刀刲臂，侍婢惊持之。舅闻，嘱医言病不宜近腥腻，力止之。逾日，竟刲肉煮糜以进，则乃姑已不能食，乃大悔恨曰：‘医绐我，使姑未鉴我心。’复刲肉寸许，恸哭奠箦前，将阖棺，取所奠置棺中曰：‘妇不获复事我姑，以此肉伴姑侧，犹身事姑也。’乡人莫不称其孝。”（58）《明史》虽然没有张九德传，但《明史·列女传》却准确无误地写道“工部尚书九德”，从而确认张九德为工部尚书。只是上引崇祯长编载崇祯元年三月“罢……大理寺卿张九德”记载说明，张九德大理寺卿任工部尚书衔任内的任期，为三个多月，即天启七年十二月至崇祯元年三月。

　　那么，张九德是不是就是工部尚书无疑了吗？那还不能这样说。考《明史·七卿年表》：“工部尚书，天启六年（1626年）……薛凤翔五月任。崔成秀十月以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七年薛凤翔。……崇祯元年（1628年），薛凤翔正月免。刘廷元正月任，五月免。”，按明制，工部尚书按说只能有一个人担任，《明史·七卿年表》（《明史》卷112，表13：七卿年表二）说明，天启六年（1626年）五月到崇祯元年（1628年）五月，工部尚书先后由薛凤翔和刘廷元担任，没有记载有张九德，那么，崔成秀和张九德都应该算是兼职，即张九德有工部尚书衔，但主要职务是河道总督。这和他曾经在宁夏从事水利建设治理黄河和引黄渠道有直接关联，顺理成章，出任工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再说，因为河道整治兴修水利，本身就是工部一个主要职责。有工部尚书衔，主管河道总督一职，既方便，也顺理成章。

　　张九德的后代，据《慈溪县志》“张能恭小传”记载：“张能恭，字伯安，尚书张九德长子。弟能信，字成义。”（60）张九德长子张能恭，其妻杨氏，她的父亲即张能恭之岳父张九德的亲家是杨守勤，乃是明代万历朝状元。张九德次子张能信，字成义。他的妻子就是《明史列传》的烈女刘氏，是明代封建社会孝敬婆婆的模范，她的事迹被收入《明史·列女传》。张能信本人是刘宗州的学生，与刘宗元是挚友。在明末清初，他们都是天主教耶稣会人士，形成浙东蕺山学派。清军入关以后，张能信参加了抗清斗争，《南疆绎史》记载：“慈溪张能信（成义）丙戌后，起兵不克，行逊；莫知所终）”。（61）龚缨晏 在《明清之际的浙东学人与西学》一文中指出：“张能信的父亲曾投靠魏忠贤，而其岳父则是魏忠贤的反对者，张能信皈依天主教，可能与这种家庭背景有关。明朝灭亡后，朱宗元很快归顺清朝，而张能信则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黄宗羲与张能信同是刘宗周的弟子，同是抗清战士。”（62）这里所说张能信的岳父，也就是烈女刘氏之父、张九德的又一位亲家是太仆卿刘宪宠，他是

东林党领袖，所以说他是魏忠贤的反对者。

　　六、千秋功过如何评说

　　张九德晚年有一个失误，也给他带来一个污点，这就是上述记载的他曾经投靠魏党。明代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为非作歹，不可一世。朝中大臣几乎都是他的党羽，全国官员大多数都有意无意地依附魏忠贤。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为巴结魏忠贤而为之立生祠。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庙，加以奉祀，称为生祠，大约开始于汉代。立生祠的人大都是为民众请命，给民众带来福惠的重要人物，数量也不多。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初二日，浙江巡抚潘汝桢第一个给魏忠贤建生祠，接着各地效仿，天启七年（1627年），生祠遍布全国。祠中供有魏忠贤塑像，头戴官帽，身穿朝服，手持玉笏，俨如帝王。行人经过要行五拜礼，呼九千九百岁。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各地官吏纷纷为他设立生祠。张九德也卷入其中。但是，张九德什么时候建生祠？史料没有见到具体记载，我看到天启六年（1626年）建生祠运动开始的时候，他升延绥巡抚，随后进朝廷升兵部侍郎、大理寺卿。史载延绥巡抚朱童蒙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以后，在延绥镇（今陕西榆林）建高规格琉璃瓦的魏忠贤生祠，（63）据此在延绥建生祠不是张九德。因此，估计他建生祠是到朝廷以后，天启七年（1627年）全国建生祠高潮时候的事。因为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明熹宗朱由校死去，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继位，翌年改元崇祯。崇祯帝在对魏忠贤“阉党”隐忍、“薄示优容”一段时间后，终于在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初一清除魏忠贤出京，并逼其于途中自缢。

　　在魏忠贤死后，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朱由检正式下令清查“阉党逆案”，下旨先从“五虎”、“五彪”入手，开展了持续一年多的政治清算运动。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在清算运动中，张九德被罢官。最初，三法司只提出51个要惩处的阉党名单，崇祯帝看到“三法司”一直有回护阉党的态度，感到清查运动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思宗非常恼火，于是亲督此事，崇祯二年谕命内阁并吏、刑二部、都察院上书逆名单，拟就惩治魏忠贤党羽的《钦定逆案》，。崇祯二年已巳（1629年）三月十九日，朱由检以谕旨的形式公布“钦定逆案”名单，刊布全国。据明韩爌撰《钦定逆案》记载，对阉党以八等定罪：一、首逆二人，魏忠贤和客氏，处凌迟；二、首逆同谋六人，处斩首；三、结交近侍19人，判秋后处决；四、结交近侍次等11人，处流放；五、逆孽军犯35人，处充军；六、谄附拥戴16，充军；七、结交近侍又次等128人，判刑三年；八、结交近侍减，即“词颂”44人，定挂冠闲住，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网名单五十七人，则共计三百一十五人。张九德被定为八等中的第八等“祠颂”四十四人”之一。这44人，包括张九德最后处理是：“以考功法不谨例一款，将诸臣并拟闲住。”（64）也就是“挂冠闲住”，免官职，告老还乡，并没有判罪，没有给刑事处分。据《崇祯朝野记》钦定逆案八等钦犯全部名单为：

　　第一等、首逆：魏忠贤、客氏。依谋反大逆律，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已经正法。

　　第二等、首逆同谋：崔呈秀、李永贞、李朝钞、魏良卿、侯国兴、刘若愚。依谋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已经正法，减等拟斩。

　　第三等、结交近侍：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孙如冽、许志吉、薛贞、曹钦承、吴淳夫、李夔龙、陆万龄、李承祚、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张体乾、孙云鹏、杨寰。以上依诸衙门官吏典内官互相交结泄漏事情、夤缘作弊扶同奏启律，斩，秋后决。

　　第四等、交结近侍次等；魏广微、徐大化、霍惟华、张讷、阎鸣泰、周应秋、李鲁生、杨维垣、潘汝桢、郭钦、李三才。以上依交结近侍官员律，减等充军；仍行各抚按招拟有赃私情节，一并看明奏请发落。

　　第五等、逆孽军犯：魏志德、魏良栋、魏鹏翼、魏抚民、魏希孔、魏希尧、魏希舜、魏希孟、魏鹏程、傅应星、杨六奇、客光先、徐应元、刘应坤、王朝辅、徐文辅、孙进、王国泰、石元雅、赵秉彝、高钦、王朝用、葛九思、司云礼、陶文、纪用、李应江、胡明位。

　　第六等、交结近侍又次等：冯铨、顾秉谦、张国瑞、来宗道、郭允厚、薛凤翔、李蕃一、孙杰、张我续、朱童蒙、杨梦袁、李春茂、李春烨、王绍徽、徐兆魁、刘廷元、谢启光、徐绍吉、邵辅忠、杨所修、贾继春、范济世、李养德、阮大铖、姚宗文、陈九畴、亓诗教、赵兴邦、博櫆、安伸、孙国桢、郭巩、冯嘉会、曹思诚、孟绍虞、张朴、李恒茂、郭尚友、李精白、秦士文、张文熙、杨惟和、何廷枢、陈朝辅、许宗礼、卓迈、卢承钦、陈尔翼、石三畏、郭兴治、刘徽、智铤、何宗圣、王琪、汪若极、陈惟新、门克新、游凤翔、田景新、吕纯如、吴殿邦、黄运泰、李从心、杨邦宪、郭增光、王点、单明诩、李嵩、牟志夔、张三杰、曹尔祯、毛一鹭、张文郁、周惟持、徐复阳、黄宪卿、许其孝、张养素、汪裕、梁克顺、刘宏光、温皋谟、鲍奇谟、陈以瑞、庄谦、龚萃肃、李应荐、何可及、李时馨、刘渼、王大年、余合中、徐吉、宋祯汉、张汝懋、许可德、刘祖述、李灿然、刘之侍、孙之獬、吴孔嘉、季寓肃、潘士闻、王应泰、张元芳、阮鼎铉、李若琳、张永祚、周良才、曾国祯、张化愚、李桂芳、张一经、陈■〈〈日上廾下〉殳〉一、夏敬承、周宇、魏豸、郭希禹、颉鹏、李际明、魏宏政、岳骏声、郭士望、张聚垣、周锵、徐四岳、辛思齐、胡芳桂。以上依结交近侍官员律，引名例律减二等，坐徒三年，纳赎为民。

　　第七等、谄附拥戴：李实、李希哲、胡良辅、崔文升、李明道、刘敬、徐进、冯玉、杨朝、胡宾、孟进宝、刘镇、王体乾、梁栋、张守成、商成德。以上一款十六人，并前一款徐应允等十六人，俱为民当差。

　　第八等、又疏列次等四十四人：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房壮丽、董可威、李思诚、王之臣、胡廷宴、张九德、汤三九、乔应甲、杨维新、朱国盛、冯时行、吕鹏云、董懋中、周昌晋、虞廷陛、杨春茂、徐景濂、陈保泰、郭兴言、周惟京、徐扬先、陈序、曹谷、朱慎荃、郭如暗、何早、虞大复、叶天陛、邸存性、葛大同、夏之鼎、张九贤、李宜培、谭谦益、欧阳充材、吴士俊、徐溶、潘舜历、李三楚、童舜臣、阵守瓒。以上照考察不谨，拟冠带闲住（御笔抹去「冠带」二字）。（65）

　　对张九德一生功过如何评价？我以为，天启末年给魏忠贤“祠颂”，被“挂冠闲住”，固然是张九德的一个污点，不能忽视，更不能原谅。但是，就其一生来说，这一点应该是瑕不掩瑜。在当时全国疯狂吹捧魏忠贤，纷纷为其造生祠的大背景下，张九德采取 “祠颂”应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考张九德，也不像是一个想巴结魏忠贤而图谋高官厚禄的人。韩爌《钦定逆案》评判张九德时的结论是 “张九德， 素无节钺之望，乘时幸躐，谅非无因。”这里，主持查捕魏忠贤党的韩爌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张九德“素无节钺之望”。什么是“节钺”，“节钺”就是指总揽地方军政大权即总督巡抚一类的封疆大吏。节是指古代地方官授职时皇帝颁赐的旌节，钺是指皇帝颁赐的一种青铜制形如板斧而较大名叫斧钺的兵器，凡是不听将令者皆可斩杀，二者都象征着极大的权力。《礼记·王制》：“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斧）钺然后杀。”这里就是说张九德向来就没有想当总督巡抚成为封疆大吏的愿望，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向来没有什么企图涉足权欲的野心，他到一地为官，都是踏踏实实为百姓做实事、做好事。后来“乘时幸躐”当了巡抚都御史，“谅非无因”，韩爌料想他也是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以为这正是因为他的政绩突出顺理成章，并非巴结什么人得来的。连崇祯皇帝也曾经嘉纳张九德“老诚敏练，无逾卿者”。其实，钦定逆案名单是有扩大化的，其中应该有一些人不是自愿所为的，如宁夏巡抚、三边总督、兵部侍郎史永安，虽然也曾经在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给魏忠贤建生祠于固原，但他同时又是反权贵、反魏忠贤的东林党人之一，他肯定不是自愿建生祠，他最后也没有列入逆党名单。又如与张九德同时任命的工部侍郎郭增光，曾经在开封建祠，有文章说“开封的巡抚郭增光，巡按鲍奇谟，都是魏奸的忠实走狗，索贿的专家。”（66）然而，《明史》却记载：“开封建祠开封之建祠也，至毁民舍二千余间，创宫殿九楹，仪如帝者。参政周锵、祥符知县季寓庸恣为之，巡抚（郭）增光俯首而已。锵与魏良卿善，祠成，熹宗已崩，犹抵书良卿，为忠贤设渗金像。”（67）可见开封建祠，主要是周锵所为，开封巡抚郭增光既然是“俯首而已”，自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张九德所以卷入对魏忠贤建祠称颂，被列入名单第八等，我分析，一方面，本来最初名单只有50多人，崇祯皇帝特别不满意，于是就扩大，有些不该列入的也列入了，虽然张九德没有什么其他劣迹，但这时候他已经是朝廷重臣，他卷入“祠颂”，逆案扩大名单也就只得将他列入到第八等；另方面，韩爌说他“乘时幸躐，谅非无因”，看来，他本人也可能一定有他的不得已的难言之隐。考《明史·阉党传》中列举各地建祠官员名单，不知为什么没有列出张九德，可能也说明他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一类，就没有记载。

　　《钦定逆案》的作者韩爌是什么人？韩爌（1564-1644）是明代著名大臣，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朝廷首辅，东林党元老，崇祯皇帝派他主持查捕阉党。而他这个人为人老成持重，天下称贤。因此，由他撰写的《钦定逆案》对张九德的评论，应该以为是比较公允的评价。

　　考张九德由地方到朝廷，从政几十年，也的确从来并没发现有其他任何劣迹。张九德的一生，从任松江知府，“全活饥民数百万，奖育士类”，到河东兵备、延绥巡抚，安定西北边防。特别是修建灵州河堤、整治秦汉渠等大型水利工程，不但保护了灵州城免去第四次被黄河水淹没、徙城和百姓搬迁之灾，没有张九德的灵州河堤，就保不住宣德年间建的灵州即今天的灵武城，张九德应该是灵州今灵武的功臣，。而且，大量水淤河滩地成为良田，农业进一步发展，百姓生活提高。因政绩突出，提升为延绥巡抚，新皇帝登基，被调到朝廷，后担任“总河”（即工部尚书河道总督）的要职。他曾经给新上任的崇祯皇帝“陈新政”，崇祯皇帝还表彰他，“上嘉纳：‘老诚敏练，无逾卿者。’”我以为，张九德筑灵州河堤的功劳，是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宁夏黄河从天启年间之后到今天近400年，没有大的改道，没有出现特大的水灾，使塞北江南更上一层楼，由河东灌区进一步扩展到整个宁夏平原，这是张九德的最大功劳，这是张九德一生政绩的主流。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夸大张九德灵州河堤的功效，并不是有了张九德的灵州河堤，宁夏黄灌区的问题就都解决了，黄河再也没有水灾了，再也无需治理黄河了，不是这样的，必须特别强调指出，解放后人民政府修建的青铜峡水利工程，用青铜峡大坝锁住了滔滔“阳侯”黄河，让它驯服，不再“狂怒”，这应该是宁夏水利建设“一劳永逸”的更大的决定性的工程。即便如此，黄河历年都还是有小的塌岸发生，例如，有记者孙凯曾撰文报道，吴忠市金积镇原秦渠乡河渠湃村原本在现在的河中，因为河岸崩塌，河渠湃村只得向东迁移。2006年3月，孙凯写道：“在吴忠市秦坝关秦渠乡，河流呈V形动荡，7公里长的堤岸，近年来塌了3公里，损失良田3000多亩，现在的河中心就是原来的河岸，是村庄的所在地。现在村庄已经往后退了3次。”（68）因此，宁夏人每年都要治理黄河，需要防洪，修整河岸加固河堤。虽然仍有塌岸，但那只是局部小范围发生，并没有因为河水暴涨出现黄河大的改道，而发生像明代淹没古灵州城那样的特大水灾。无论如何，张九德在宁夏的业绩的巨大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他应该肯定是明代一位大有作为的对朝廷对百姓有大贡献的高官，是明代宁夏治理黄河水患的专家、功臣，他为时近两年半所建灵州河堤，以及整治秦汉渠的水利工程，无疑是宁夏水利史上造福百姓的壮举，是宁夏水利建设的巨大工程，保证了灵州即今日灵武市的城市安全，没有再发生第四次迁徙，是灵州今灵武市的功臣，他所撰《新筑灵州河堤记》以及记载他的事迹的《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等文献，是研究宁夏历史的珍贵史料，因此，当时宁夏人给他和其他二人立“三贤祠”纪念，所以，他在宁夏水利史和宁夏古代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们应该不能忘记明代的历史名人张九德，宁夏人是不是可以重新为张九德树碑立传，建议在适当地方建张九德塑像，纪念这位曾经治理黄河给宁夏人民谋利益的历史人物，弘扬其为民造福祉的精神。正在进行建设现代化新宁夏并在打造“沿黄城市带”宏伟工程的宁夏人民，将汲取并发扬包括张九德在内造福宁夏的众多历史名人的伟业和经验。

　　注释：

　　（1）、朱栴撰，《宁夏志》，卷上七，山川，见吴忠礼主编《宁夏历代方志萃编》第一函，天津古籍出版，1988年。

　　（2）、（9）、李零著《去圣乃得真孔子》，上篇：纵读《论语》（人物篇），一、走近孔子【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8年。

　　转引自《搜狐读书频道》（搜狐书网lz.book.sohu.com/chapter-9981-2-7.html）。

　　（3）、李贤撰《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公楷神道碑》，引自：国学之窗[李守力博客专栏]张都宪张楷八字考证（文/李守力）[原创2008-07-19 14：25：10]

　　（4）、张廷玉等撰：《明史》，《明史·丁瑄传》，卷一百六十五 列传第五十三；李贤撰《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公楷神道碑》。

　　（5）、引自："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李贤_（明）&variant=zh-cn

　　（6）、李庆著：论张楷《蒲东崔张珠玉诗》--兼谈中国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日本金泽大学李庆教授《平淡诗坛上的翘楚者——十五世纪诗人张楷生平事迹考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三期，Li Qing 。

　　（7）、《明史·陈循传》，卷168，列传56。

　　（8）、《明英宗实录》中华历史网《明朝》令人瞠目结舌的明朝：皇帝与文官集团开战（申精）【明英宗】

　　（10）、《明清案例汇编及其时代特征》（doc 18）|中国经理人（www.handlers.cn）。[转自中华历史社区[url]http：//bbs.1history.cn/[/url] ]

　　（11）、《朔方新志》，卷四，词翰，七十八页有《按察使四明张九德撰襄毅公巡抚鉴川王崇古祠堂记》一文。

　　（12）、百度百科：慈溪：作者：汐浪 2007-8-16 22：55：00，慈溪历史。

　　（13）、（16）、（17）、（18）、（31）、（34）、（37）、（52）、（55）、御史沈犹龙撰：《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载《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

　　（1４）、《几个老慈溪人的名字》，载《慈溪土著的BloG》（1５）、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撰：《上海旧政权建置志》，第六章人物>>节第二节 人物表【明代】

　　（18）、（43）、、《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御史沈犹龙撰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

　　（19）、《明史》卷七十五，志第五十一 职官四；罗冬阳；明代兵备初探[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1期；15-21）；中国历代职词典中华博物审编委员会、百度知道：明朝时的天津兵备道是几品？解决时间：2008-3-2 15：34）（20）、《全唐诗》卷371_18，吕温：【奉送范司空赴朔方（得游字）】

　　（21）、《全唐诗》卷566——15，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

　　（22）、朱栴撰《宁夏志》，卷上，二十七，河渠。

　　（23）、（24）、（25）、（26）、（27）、（28）、（29）、（32）、（33）、（39）、（40）、（46）、《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抚都御史张九德撰新筑灵州河堤碑记》；《翰林院编修南居仁灵州三贤祠碑记》；《太仆少卿崔尔进撰灵州张公堤记》；胡迅雷：《张九德与宁夏》载胡迅雷著《宁夏历史人物研究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270—271页；明管律撰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卷之三“水利”，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187页；宁夏省水利厅编《宁夏省水利专刊》，“各渠考述”“七秦渠”、“八汉渠”，中华书局刊印，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

　　（30）、（42）、《太仆少卿崔尔进撰灵州张公堤记》，《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

　　（35）、《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第469页。

　　（36）、《汉典》网站，“词语解释”：“水戽”。

　　（38）、《万历朔方新志》，卷贰，学校。

　　（41）、（44）、（47）、《翰林院编修南居仁灵州三贤祠碑记》《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

　　（45）、苏闻主编：《灵武市志》卷三十二，“人物”“张九德”，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33页。

　　（48）、纂修官：浙江道监察御史李长春、 编辑、较正：廪监生方 至：《大明熹宗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哲皇帝实录》，卷之七，天启四年正月至四月 。

　　（49）、《樵史》第十四回。又称《樵史通俗演义》。存四十回。题“江左樵子编辑，钱江拗生批点”。据考证，樵子、拗生为陆应?，字伯生。松江府人。清初刻本，首《樵史序》，尾署“花朝樵子自序”，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皆有藏。

　　（50）、见《资料连接网》）Dushu.com读书网：《寄园寄所寄》。

　　（51）、（清）汪楫编《崇祯长编》卷之三

　　（52）、引自古籍善本网。

　　（54）、明□宗□皇帝实录《崇祯实录》卷之〔四〕。

　　（55）、《崇祯长编》卷之四。

　　（56）、《崇祯长编》卷之七。

　　（57）、诸焕灿《慈城有五状元吗？》，《情系中华》2002年2月号。

　　（58）、《明史·列女传》，卷302，列传190，列女二。

　　（59）、《明史》六卿。

　　（60）、清杨泰亨、冯可镛纂：光绪《慈溪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61）、《南疆绎史》，勘本卷十一。

　　（62）、龚缨晏《明清之际的浙东学人与西学》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3期。

　　（63）、（67）、《明史·阉党传》卷306 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64）、明韩爌撰：《钦定逆案》，出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山东齐鲁书社，1997年出影印本。引自“古迹善本网”。

　　（65）、《崇祯朝野记》

　　（66）、云中岳：《五月狂客》第二章：剑飞刀吟（第6页），引自“书路文学网”。

　　（68）、记者 孙凯：《惊心动魄的黄河塌岸》。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16日。

　　（本文发表于《宁夏史志》2008年第六期、2009年第一期、第二期；《吴忠日报》2009年4月至9月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