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刚

　　来源：尽知天下事

　　“叛徒”是极其严重的罪名（入党誓词最后一句就是“永不叛党”），文革中，这罪名满天飞。国歌词作者田汉成了“叛徒”，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大批高干成了“叛徒”，也有人拿周恩来是否被捕自首说事；讽刺的是，紧跟毛的林彪和陈伯达也成了“叛徒”，“叛徒”的帽子甚至扣向了响当当的左派江青、张春桥。这种内斗体制，被比作永动机、绞肉机。期待有人，能对文革时期“叛徒”这一政治话语作更深入的分析。

　　我爸爸1964年4月4日出生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左下照片中是我爸爸和她的妹妹，爷爷说照相花了4块多，而当时爷爷每月的工资也才34块5毛。

　　恰好四年后，1968年4月4日，我爸爸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出生了，我妈妈同样出生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右上照片中是我妈妈和她的弟弟。我觉得这两张照片特别有意思，我爸爸和姑姑两人表情相似，似有怀疑也有好奇，可能是出于对照相机这个黑匣子新鲜玩意儿的好奇，但我妈妈镜头感明显好了许多，知道配合对着镜头微笑。

　　在找报纸的时候我发现1964年和1968年的《湖北日报》的报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字体。下面两幅图，1964年的报头是鲁迅墨迹集字，1968年的是毛泽东的题字。

　　文革结束后，1977年，报头曾采用华国锋题字，到1981年，又重新使用鲁迅手迹。报头字迹的流转，侧面反映出时代特征和政治风向。

　　另外一个发现，在1968年湖北日报的报头上，也有一行小字，写到湖北日报“1967年1月15日新生”，为什么要强调“新生”呢？

　　原来，1967年1月15日新生的湖北日报是被造反派接管后出版的第一期新生号。在这篇题为《事情的由来——我们为什么要封湖北日报编辑部》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武汉地区的红卫兵和造反者等要求坚决改组湖北日报编辑部，并最终掌握实权，所以我妈妈生日当天的湖北日报已经是革命委员会掌权下的湖北日报了。

　　从我父母报纸的对比上，可以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越来越浓厚的文革气息。

　　1964年，我们还可以看到老挝的富马首相来访这类国际新闻，到了1968年，可以说“毛主席”hold住了整个头版：不仅左上角有醒目的头像和语录，文章标题中也数次出现“毛主席”，就连社论的起范儿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通常出现在最后一版的娱乐、资讯版面有什么不同。

　　1964年，我们可以看到刘少奇主席访问柬埔寨的新闻纪录片，音乐舞蹈比如黄梅戏，还有篮球比赛，话剧，京剧，电影《小兵张嘎》等。

　　而到了1968年，内容已非常单调，除了已经放了至少四年的《小兵张嘎》，《列宁在十月》和《海鹰》是老片，《海岸风雷》是阿尔巴尼亚电影。

　　那1968年最后一个版面究竟在干嘛呢？照理说这是一个娱乐版，却花了大篇幅批判武汉旧汉剧院。我在文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大叛徒”田汉。

　　田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义勇军进行曲》原本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1935年时，田汉曾被国民党政府拘捕，据说他曾在狱中把歌词写在烟盒锡纸上，由妻子带出交给他的好友聂耳谱曲。不过，田汉本人也不记得当时情景，据编剧夏衍说法，这首歌词在入狱前就完成了。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在文艺界声誉日隆。他不仅当上了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戏剧家协会主席，成了文艺界的领军人物，还当选了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田汉在文革初的入狱早有预兆。他不仅在反右运动中已遭批判，在1959年的反右扩大化中，也被认为有右倾思想而多次遭到批判。直到1961年，他还在《文艺报》文章中委婉提出，文艺作品不能只歌功颂德，“绝不能认为新社会不经任何阵痛就能在曾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大陆诞生下来”。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针对文艺界问题做出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这一番话，将当时主领文艺工作的田汉、周扬等人，一竿子打成了“死人”。此后，全国的话剧会演上没有了田汉的座位，其人大代资格不久后也遭免除。

　　1963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已经开始每日批判田汉。这当口，江青突然召见田汉，要求他把《红色娘子军》改成京戏。

　　一开始田汉受宠若惊，对身边的人说，“看来组织上还没有抛弃我，江青同志还让我写革命京剧哩。”然而，不久他就感到了改写的难度，天天接受批判、写检查之余，他七易其稿，却都在送交江青审查时被退回来重写，终究没能完成。这次无果的戏剧创作，成为文革中田汉的罪状之一：不听首长招呼，抵抗样板戏，现行反革命。

　　田汉的文艺思想与江青推崇的样板戏和“三突出”原则背道而驰，是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重要原因。文革的第一轮攻击，他受到了牵连。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个月后，人民日报上一篇署名方求的文章在批判海瑞罢官时，将三部剧作，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与《海瑞罢官》并列，称“这三个借古非今的戏，汇合在一起，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谢瑶环》由田汉根据陕西剧种碗碗腔《女巡按》改编而成，讲的是武则天时期刚正不阿的女官谢瑶环的生平故事。1966年2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田汉的<谢瑶环>是一颗大毒草》一文，指责田汉在剧中提到“载舟之水要覆舟”，是因为他“感到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已经‘变成’和人民对立、不能代表人民的政权”，而谢瑶环要“为民请命”，放到当时就是田汉要“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一个月后，田汉曾担任主编的《戏剧报》更是刊登文章《田汉的戏剧主张为谁服务》，列举了他“根本错误”的三个戏剧观点：尊重传统剧、认为解放后的戏剧改革存在不足、历史剧也是戏剧发展的“方向”。可想而知，在“两条路线斗争”愈演愈烈的当时，这些观点必然成为田汉“为资本主义冲锋陷阵”的证据。但这篇文章批判的还只是田汉的“错误思想”，田汉仍然被称呼为“同志”，批判者希望他“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看起来，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事情似乎还不太糟。

　　然而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文革陷入白热化。1966年7月，田汉与文化部门的许多官员一起，以“牛鬼蛇神”身份被关进社会主义学院。7月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每天6点钟起床，6点50分早饭，8点开始政治学习，这里的政治空气浓厚，对我的改造极好。”

　　这样的合作态度并未换来“错误”的洗刷。回到原单位接受批斗的田汉，更遭受了红卫兵的重重暴力。据同单位的张光年回忆，“我同田汉同志最后一面。在王府井大街当时的文联大楼大礼堂中。好容易我从台上被下来了，从身后传来'打倒田汉’的怪吼声。回头一望，从额头沿鼻梁两边流淌鲜血的田汉同志，像平常那样挺直腰杆，迈着快步，穿过人群走上台去。我不忍多看。”

　　1966年年底，田汉在人民日报上已经成了“反党分子”和“叛徒”。12月6日的人民日报花了一整版批判田汉，其中一篇文章甚至搬出了早已作古的鲁迅，标题就叫《鲁迅怒斥叛徒田汉》。

　　文中称，“田汉的丑恶嘴脸，在鲁迅的笔下曾经多次地给以揭露”，并引用鲁迅通信，“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按即田汉）之流。”二三十年代，鲁迅和田汉同为左翼文艺阵线的领导人，彼此间却因性格与行事颇有龃龉，文字上也常针锋相对。鲁迅曾绘声绘色描述过一次不欢而散的见面：“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即周扬），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讽刺之情，溢于言表。“四条汉子”，也成了田汉等人在文革中的蔑称。

　　文中的另一处注释，则提到鲁迅曾经“不齿地斥责田汉为国民党充当吹鼓手”，“在南京大演其戏”。还记得之前提过，1935年时，田汉曾因共党嫌疑入了国民党的监狱。据1967年8月27日《戏剧战报》发表的所谓“田汉全国解放以前的罪恶丑史”记录，1935年2月，田汉在狱中“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写信乞怜求降，成了一个无耻的大叛徒”，并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张道藩等出面保释出狱。

　　一开始我在湖北日报上看到的“叛徒”指控，原来指的就是这样一件事。实际上，当时为田汉奔走，求见张道藩，并作保让他出狱的是老友徐悲鸿。而对“特务”指控，田汉在文革检查中这样写：“我不是“特务”。国民党没有从我嘴里和笔下得到过任何东西。他们曾诬蔑我供出了周伯勋和赵铭彝，后来都证明毫无根据（见文化部审干调查）。”

　　田汉的案子并非孤例。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前夕，许多在国民党狱中的共产党人经由各种渠道获释。和田汉一样，这些共产党员大概不会料想到，这样的经历会在30年后一场浩大的政治运动中，成为刺伤自己的利刃。其中最有名、涉及最广的一起被称为“三六大案”。文革初期，为批斗刘少奇，刘于1936年平反放出监狱的一批干部也倒了霉，包括薄一波在内的61人的无罪出狱被重新定义为“自首叛变”，“61人叛徒”中的在世者遭批斗，廖鲁言、杨之华、徐子荣等中共元老被折磨至死。

　　被定性为敌人的田汉，不仅政治生命被判处死刑，文艺生命也面临终结。《关汉卿》、《丽人行》。田汉的创作，统统成了“文艺黑线”的铁证。1967年2月17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二次牢狱之灾。这一次坐的，却是共产党的牢。在秦城监狱中，有糖尿病的田汉被逼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小便喝掉，受尽折磨。1968年12月10日，田汉因糖尿病、尿毒症和冠心病并发，在禁闭室里死去。直至去世的那一天，田汉母亲也没有见到儿子的面。军方只派人通知了他的儿子田大畏：“田汉死了，罪大恶极”，吓得他连骨灰也没有领回。

　　1947年回湖南接母亲途中，田汉亲自为母亲摇桨

　　后来，人们在他的骨灰盒中只发现一副眼镜、一支钢笔，和生前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关汉卿》。

　　其实，田汉的境遇仅仅是那个大时代下文艺工作者的一个缩影，文革中自杀或受迫害致死的文艺工作者有很多。第一个以死抗争的知识分子邓拓，就是著名编辑，曾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不仅音乐家，许多作家、戏曲家、翻译家、美术家都难逃此劫。被迫害致死的文艺工作者过百。下图列出的，仅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几位。

　　记住历史也是一种告慰。文革的年代虽渐远，这些受害者却没有被忘记，还有一群像我一样20出头的年轻人，愿意去零落的材料中寻找、拼凑出他们的人生故事与心路历程，以警后人。

　　江青借“文革”整死自己与前夫的主婚人

　　核心提示：1966年10月9日凌晨，赵丹、郑君里、顾而已等人几乎同时被闪电式地抄家，闯入者带走了日记、书信、手稿、相册等资料。直到“文革”后解密，才知道幕后主使人正是江青，那些材料一送达北京，即由江青亲自一一烧毁。

　　2011年5月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特别为一位电影导演举办了百年诞辰纪念影展活动，重金修复了他以往的几部作品，在“向大师致敬”的单元里作特别展映。他六十年前曾被封杀的作品《我们夫妇之间》，终于得见天日。不过因年代久远，影片放映时屡遭中断，屏幕泛黄起泡——胶片被熔，磕磕绊绊放完全程。而这曲折，恰是这位导演后半生命运坎坷沉浮的缩影。

　　他就是2011年12月6日迎来百年诞辰的著名导演郑君里，他演员成名，改行导演，兼顾理论与创作，在每一个领域都曾取得过骄人的成绩，堪称中国百年影史上罕见的“全才”。在11月15日召开的郑君里学术研讨会上，儿子郑大里这样总结父亲：“郑君里一生只爱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只爱一个事业——电影事业；只爱一个女人——我的母亲黄晨。”但这个耀眼的艺术生命，终为时代所累，新中国后不仅拍片动辄得咎，难施抱负，而年轻时与江青结下的友谊，更成为意想不到的沉重负累。这个江青口中“最好的朋友”，“文革”时被江青迫害致死，留下未完的理想永难再续。

　　20岁已成为星光熠熠的大明星

　　郑君里1911年12月6日生于上海，原名郑重、郑千里。中学时他便接触了大量中外名著，看戏看电影成为他最大的课余爱好。因热爱文艺，1928年，17岁的他不顾父亲阻挠，大胆选择辍学，考进了田汉和欧阳予倩等人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

　　郑君里的艺术生涯始于表演，在这片天地里，他如鱼得水，首先便在戏剧舞台上崭露头角。1929年冬天，郑君里和同学陈白尘等人组建了“摩登剧社”，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参与了《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等名剧的演出，而在《大雷雨》中与他演对手戏的正是江青。

　　从30年代起，共产党开始着手在上海发展左翼电影，郑君里也由话剧舞台转战大银幕，他于1932年签约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年轻时的他眉目清秀，气质出众，马上片约不断，相继出演了影片《野玫瑰》、《火山情血》等电影，迅速蹿红。到1934年，他已和阮玲玉成为联华影业并肩的男、女一号，联袂主演了影片《新女性》、《人生》。郑君里在戏剧舞台和电影银幕来回穿梭，游刃有余，在业内以形体动作洒脱自如、并善于把握角色的内在情绪著称，20岁就已成为星光熠熠的大明星了。

　　1936年轰动一时的三对明星杭州六和塔新婚之旅。前排六人自左至右依次为：叶露茜与赵丹，蓝苹与唐纳，杜小鹃与顾而已。后排则为证婚人，自左至右依次为：郑君里、沈君儒、李清（资料图）

　　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创下解放前最高的观影纪录

　　“演而优则导”是演艺圈流行的规律，但郑君里改行做导演却是急流勇退，因为他对自己的表演总不太满意，觉得自己国语说得也不标准。1939年，郑君里小试牛刀拍了第一部片，一部大型抗战纪录片《民族万岁》。当时还未成名的西部歌王王洛宾，被选为片子的群众演员，跟随摄制组到了青海湖边海北草原，在那里遭遇一个藏族姑娘卓玛，为她写了一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使王洛宾一炮而红，也成为他传唱最广的一首歌。

　　拍摄剧组辗转于陕西、宁夏、青海诸省，异常艰苦，期间郑君里还翻译了著名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一书。他白天拍摄，晚上就伏在油灯下翻译，因为英语基本靠自学，于是找来一本英俄互译字典，通过英文来译俄语。他是第一个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介绍到中国的人。斯氏是俄国现实主义戏剧流派的创始者，在《演员的自我修养》中提倡演员不应模仿形象，而是“成为形象”的体验派表演，最终奠定了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之一的斯氏体系。这一表演体系长期占据着中国的话剧舞台和银幕。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君里回到上海，在有共产党背景的昆仑电影公司工作。他以执行导演的身份，与当时因《渔光曲》已声名远播的大导演蔡楚生合作，拍摄出一部影史杰作《一江春水向东流》。此片分上下集，全片长达210分钟，“纵贯八年，横跨千里，淋漓尽致地描画了战争中的前方和后方，生离与死别，断壁残垣与绿酒红灯，几乎可以当做一部抗日战争的编年史看。”它在上海甫一上映，便创下了解放前最高的观影人次纪录——短短三个月时间，共有71万多人次观看了本片，平均每7个上海市民中就有1个人看过此片。

　　谁能想到这部恢宏巨片，却经历着中国影史上少有的艰难拍摄环境。彼时内战依然持续，国民党肆意的经济剥削，使得物质短缺，物价飞涨。有资料显示，影片拍摄时仅有一部单孔摄像机，胶片常常用过期的，道具一切将就，比如流水盛宴上，摆出的龙虾和螃蟹实际上都死了好久，臭气熏天。摄影棚是多部影片公用，隔音效果差，外头还在打仗，只能白天布景，晚上拍摄。

　　影片拍摄时，蔡楚生正患肺结核，不离床榻，几乎所有实际的拍摄工作都交给了郑君里，他每晚往蔡楚生家里跑，商量第二天的拍摄，将其旨意尽最大可能体现到银幕上。最后片子的剪辑也出自郑君里之手，因此蔡楚生说：“没有君里，就没有我的电影。”郑君里改行做导演，一出手就不同凡响，显露出非凡禀赋。

　　毛泽东将《乌鸦与麻雀》定为一等奖

　　1948年，上海昆仑电影公司的片场里，两桌人在玩游戏，一桌打麻将，声调特意拔高；另一桌则偏安一隅打桥牌，相比安静许多，而仔细听几位的谈话，不是在算牌，而竟是在商讨一出剧本的情节修改。这特意安排的片场“双簧”，竟是电影《乌鸦与麻雀》的一种工作常态。

　　郑君里于1948年拍摄的影片《乌鸦与麻雀》是一部讽刺现实的杰作。当时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影片将动荡的时局浓缩于上海一栋弄堂的楼房里，导演在异常狭窄的空间里，通过灵活的镜头调度，使房东和房客们的众生相显露无遗，形象地记载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末日景象”。

　　当时的电影拍摄和上映，受到当局的严格监控和审查，为了避免被禁，《乌鸦与麻雀》的剧组也准备了两份剧本，一份删掉敏感的场景与对话送审；而最后的成片剧本，往往被藏在摄影棚顶的吊灯台上或稻草堆里。编剧执笔陈白尘更是不能出现在片场，因为他早早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到了1949年4月，影片还是被上海“警备司令部”要求停拍，当局甚至收走已拍好的胶片去审查。于是有了前述巧妙而警惕的一幕：装作打牌，防止特务突袭——“这等于在冒生命危险成就一份理想了”。

　　创作人员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才使影片恢复拍摄，并于1950年初完成上映，跨越了两个时代。时光流转6年后，文化部决定给建国以来的电影评奖。《乌鸦与麻雀》最初评为二等奖，周恩来听闻这一结果，不大满意：“这些人冒生命危险的戏，何以只有二等奖？”话传到毛泽东那儿，他也赞同总理的意见，觉得该给这部片一个应得的地位，于是改评为1949－1955年的优秀影片一等奖。

　　周恩来改定《林则徐》结尾

电影《林则徐》，导演郑君里

　　新中国成立， 38岁的郑君里正值壮年，一心想为新政权拍些好电影。他马上相中作家萧也牧一篇引人注目的新作《我们夫妇之间》，讲述小资出身的“我”和工农出身的妻子进城后产生的种种矛盾，反映出当时的一种普遍现实。在他看来，《乌鸦与麻雀》是为国民党送终，而《我们夫妇之间》则是为新中国献礼的警世之作。然而随着舆论形势的骤转，影片受到了严厉批判，批评影片执意“歪曲工农干部”，拷贝封存，不得公映。这一年对《武训传》声势浩大的批判，更将这股批判风推向了高潮。郑君里与其他电影大师，从此不约而同地对现实题材敬而远之。

　　1951年6月，江青为批判《武训传》到山东“调研”，发现了曾率“黑旗军”造反的宋景诗的资料。于是，为了用农民革命事例来批判“向封建势力下跪”的武训，郑君里和孙瑜受命共同执导电影《宋景诗》，“戴罪立功”。真实的历史中，宋景诗最终投降清廷，但为了政治需要，必须把他塑造成一位坚定的革命者，郑君里与孙瑜绞尽脑汁，只好把他的被招安处理为韬晦之策。但这部“赎罪”片也于1955年短暂上映后入库封存，屡遭碰壁的郑君里，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电影《聂耳》导演：郑君里

　　沉寂三年后，1958年郑君里领到了新任务：拍摄《聂耳》和《林则徐》，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放映。当时正值“大跃进”，有的导演为了放“大卫星”，竟然一天最多拍161个镜头，上影厂也做出每个剧组每天至少拍摄60个镜头的荒唐规定。这对于严肃认真、每天只能拍三四个镜头的郑君里而言，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来还是周恩来为郑君里解了围，厂长徐桑楚才为他开了绿灯。

　　《林则徐》的结尾也是周恩来所改。郑君里最初设定的是，赵丹扮演的林则徐被清廷发配到新疆伊犁，他牵着马越走越远，在他百感交集地回眸一望时，影片定格。不过周恩来看后认为这个结尾不够昂扬，将自己读到的一首写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军的七言诗，转赠郑君里，指示最好照此来设计结尾，于是就有了秦怡扮演的渔家女上战场的一幕。更加“正确”的《林则徐》和《聂耳》在当时都赢得很高的评价，1953年就递交过入党申请书的郑君里，也在这一年被吸收为共产党员。

　　周恩来说：“你要回回炉了”

　　1963年，郑君里又应周恩来的要求接下一个新任务：将朝鲜轰动一时的电影《李善子》改编成一个中国版，名字定为《红色宣传员》，由张瑞芳主演。郑君里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完成得漂亮。

　　当年，郑君里专门率剧组赴朝鲜拍摄，到了朝鲜，金日成亲自安排他们体验生活，每天剧组后面都跟着辆大餐车，随时保证他们的饮食。可以说当时中朝双方都为此片提供了一流的拍摄条件，但郑君里曾对儿子郑大里诉苦：任务太难！他分析道，彼时的形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朝鲜的“李善子”是一个以人情来感化落后群众的典型，拿到中国来，情感化就是人性论啊！但他除了真实地表现人物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不久片子全部制作完成，周恩来在北京看完片子，最后意味深长地对郑君里说：“算了，看来这部片子不能上了，要入库。君里啊，你要回回炉了！”直至“文革”开始，郑君里才恍然大悟，这个信号意味着他政治厄运的开始，而随后发生的一切又与江青这个名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革”中江青将“最好的朋友”整死

　　郑君里与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相识，他俩很快成为好友。1936年4月，杭州六和塔下，三对电影戏剧界著名人士：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江青、顾而已与杜小鹃相约一同举行婚礼，大律师沈钧儒证婚，主持仪式的正是郑君里。这场文艺范儿十足的婚礼，一时轰动上海滩。而当年10月，郑君里与南京金陵大学学生黄晨喜结良缘，席上惟一的女宾就是伴娘江青。可见两人交情之深。

　　解放后，江青已是“第一夫人”，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两人还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江青去外地活动，住处保密，但每到上海，必召郑君里夫妇到她住处用餐。赵丹的妻子黄宗英“文革”后回忆，1959年江青一次来上海，派车接来郑君里夫妇、赵丹和她，吃了顿当时豪华得让人咋舌的宴席。席间江青指着赵丹和郑君里对在座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在上海只有这两个最好的朋友了。今天我就把他们俩托付给你老了。”

　　但这种关系很快变成了一种灾难。第一夫人需要抹杀她曾经的“资本主义表演”。“文革”前夕，江青专程来“看望”郑君里的夫人黄晨，之后又委托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触觉敏感的郑君里交出了江青去延安后写给他们的几封信，以及她的两张照片。不过，这似乎还远远不够。1966年10月9日凌晨，赵丹、郑君里、顾而已等人几乎同时被闪电式地抄家，闯入者们手法专业地只带走日记、书信、手稿、相册等资料。直到“文革”后解密，才知道幕后主使人正是江青，而那些材料一送达北京，即由江青亲自一一烧毁。随后在她的授意下，1967年11月，张春桥亲笔批示，把在上海曾与江青共过事的人全部抓起来隔离审查，郑君里再次在劫难逃。他们都被打成“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黑线代表人物”，受尽各种残酷的迫害。

　　郑君里黄晨夫妇与儿女

　　据儿子郑大里回忆，在被抓之前，他每天凌晨3点就看着父亲写交待材料：每天和谁见面了，与对方的关系如何。然后6点半出门参加劳动改造，晚上8点半回家。尽管备受折磨，但郑君里对儿子说，“我是绝不会自杀的”。他曾倾诉过自己诸多未了的愿望——拍摄艺术片《敦煌的故事》、田汉编剧的《阮玲玉》、柯灵编剧的《秋瑾》，还想将《戏剧春秋》搬上银幕，但这个优秀的导演最后在狱中不堪折磨身患肝癌，黯然离世。唯一在身边的儿子郑大里，见证了父亲最后的遗言：“毛主席万岁！”那是1969年4月23日，郑君里刚刚58岁。他不过是个诚恳的、希望拍出更多好电影的艺术家，可荒谬的时代已容不下他这点小小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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