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安费行简，在仓圣明智大学中易名孙学濂（仲约），撰说部时署名沃丘仲子，后又恢复原姓名，其人之行藏出处，颇为逶迤神秘，但与王国维在爱俪园中同事数年则无疑义。《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中两封“阙疑待考”的信俱为费行简所写，可以确定。】

《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中华书局2017年10月出版）末尾有两封写给王国维的信札，一札署名单字不易识，一札未署名，编者列入“阙疑待考”，但根据所言内容，可以确定二札作者，今特写出，用为考释无款及落款难辨手札之一例。

第一札全文如下：

觉昨归，薪已送，乞莅校一取。初七公分百分出五办送席券。沈君函属之陈生可令其十九日来校一考，自当设法收录。专上静翁先生道席，弟濂顿首。

署名只一字，甚为潦草，初不识，惟札中言“莅校”、“来校”，则王国维时在某校任职。王氏平生任教职者四次，一在南通通州师范学校，一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一在上海仓圣明智大学，一在北京清华学校。札首云“觉昨归”，其人或为仓圣大学校长姬觉弥。再考“初七公分百分出五办送席券”语，按仓圣大学创办人哈同夫人罗迦陵生日为七月初七，哈、罗二人每年合并做七夕双寿，校中教职员届时均有祝寿之举，如王国维1916年8月5日（旧历七月初七）致罗振玉札云“今晨又往哈园拜寿”，1917年8月25日（旧历七月初十）致罗札云“近来哈园又因做寿大热闹”，1918年8月13日（旧历七月初七）致罗札云“近因哈园生日，又应酬数日”，1922年8月18日（旧历六月廿六）与长子潜明书云“今年哈园大做寿，出月须连日应酬”，又9月14日（旧历七月廿三）书云“哈园月初大做寿”。所谓“大做寿”指1922年哈、罗寿数相加之“爱俪梁孟百卅合庆”。札称“初七公分”，当指校中同人公同分摊资金为园主夫妇贺寿，款项需在支薪中扣除，故写信人特为告知。综此数端，此信为仓圣大学负责校务之人所写。至于写信时间，仓圣大学教职员通常年份恐只入园拜寿而已，恰逢百卅双寿，方醵资设寿席为祝，则此札或作于1922年。

“阙疑待考”信札之一

之二

　　1921年考取仓圣大学附中的蒋君章《仓圣明智大学的回忆》一文说：“在名义上，罗迦陵夫人是院长，姬佛陀先生是校长，实际上主持校务的是孙学濂先生。”（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又仓圣明智大学预科辛酉十二月（1923年初）毕业证书上签署人为：“院主欧思爱哈同，院长哈同罗迦陵氏，校长姬佛陀，教务长孙学濂。”（郑家庆《珍罕的仓圣明智大学毕业证书》，载《大众收藏》2012年第4期）再观第一札之落款，为“濂”字无疑。至此可判定此札作者为孙学濂。

第二札全文如下：

静翁仁兄先生道席：相别几六年矣，前岁来京，便思造谒，询诸庄惕生，谓尊寓织染局，乃数访不得，嗣接珏生侍讲，始知已就清华讲席，移居在塾。适遭先君之丧，寝苫读礼，未及抠衣，苐殷企想。居京两载，时苦疾病，以所居池馆幽寂，便于疴，不复南下。近亦少少购求书画，宋元名品，力既未逮，且甚难鉴别，唯略具明代诸家而已。久思就教有道，以嬾废弗克出郊，更益怅望。日来天气和煦，体亦稍健，亟思登堂请益，乞示以时日居处，俾得奉诣，一申良觏。前在哈园，属以它故，易名为孙仲约，曩属惕生奉告，不审已达清听否。旧日同事诸君，唯欣木、恕皆在园，一山、梅访、雪澄都已辞去，并以奉闻。嫥颂箸安，鹄候德音。名正肃。正月廿七日。

札中自言“前在哈园，属以它故，易名为孙仲约”，又云“旧日同事诸君”，则此人为仓圣大学中人。考《申报》1920年5月4日“刘成勋对川局之态度排熊说不确”条云：“兹闻刘师长近曾致电寓沪之孙学濂君，言及川事颇重熊督，足征外传之说绝非事实。刘电如次：上海孙仲兄鉴……”又同年10月25日“川军复渝之沪闻”条云：“孙仲约君昨得川军长刘禹九蒸电云：上海孙仲兄鉴……”可知孙学濂字仲约，为川军师长刘成勋（字禹九）在沪之代表。据此，第二札与第一札实为同一人所书，察其笔迹，二札相类，上款称“静翁”，亦无不同。

札中提及居间传话之庄惕生即庄肇一，娶哈同、罗迦陵养女为妻，曾任仓圣大学斋务长（据《申报》1922年12月7日“上海仓圣大学校务改良会被迫出校学生驳校长姬觉弥宣言”条），他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乒乓名宿庄则栋之父。其馀数人，珏生，袁励准；欣木，高时显；恕皆，费有容；一山，章梫；梅访，曹广桢；雪澄，王秉恩。

孙学濂早在1918年已与哈园有交集，是年广仓学宭下设之广仓学文会戊午秋季课卷征文，孙氏投稿，经评阅列史学上等十名之首，获赠大洋四十元（《申报》1918年11月20日）。1919年上海崇文书局出版《文艺全书》，其中散文、骈文部分为孙学濂所撰，后汇为《文章二论》单行。据《申报》刊载之《文艺全书》广告，称“遵义孙学濂”撰。1922年哈、罗百卅合庆时，符璋、章梫共撰《寿序》一首，后列与祝者，以沈曾植领衔，第四为孙学濂，王国维列名在后（姬觉弥辑《戬寿堂百卅合庆寿言》，爱俪园1923年）。到了1932年姬觉弥辑《哈同先生荣哀录》时，卷末附录此篇《寿序》，一仍十年前旧文，惟与祝者“孙学濂”已改为“费行简”。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三联书店1984年）言及哈园有一名姓孙的教务长自己说：他原是浙江湖州菱湖人，原姓是费，后来在四川外祖母家里长成，外祖姓孙，他也就姓了孙（146页）。李恩绩在哈园时年纪甚小，孙、费姓名未记全，但姓氏均正确，四川或是贵州遵义，因费氏曾任川军刘部在沪代表，故牵扯致误。李恩绩又说费氏易名孙氏之故与刺杀宋教仁有关，因无旁证，只能姑且听之了。

既知孙学濂原名费行简，费氏在王国维去世后撰有《观堂先生别传》（载《追忆王国维》），云：“当岁己未（1919年），予居上海，同教授于英人哈同所立学，靡日不见，见则质证艺文，剧谈为乐。若是者几五年，始别去。”别去之原因，李恩绩说是1922年百卅合庆后之学潮。出校后费氏恢复本名，1923年1月9日《申报》“西南代表对粤桂军事之联电”条，费行简即以西南各省驻沪代表名义署名。第二札云“相别几六年矣”，则此札当写于1927年2月28日（旧历正月廿七），连首尾两年计之方合年数。费行简后又重入哈园，1931年哈同死后，作挽诗二首，署名“吴兴费行简”（《哈同先生荣哀录》）。

民国初有沃丘仲子者，撰著《慈禧传信录》《近代名人小传》《当代名人小传》等书，风行一时。郑孝胥据叶玉麟言知其人为哈同所开学堂中教习贵州人孙仲约（《郑孝胥日记》1919年8月3日条，中华书局1993年）；秦瘦鸥翻译《御香缥缈录》，在译者按语中直指《慈禧传信录》作者为费行简（《申报》1935年2月8日），看来当时人皆作如此认识。沃丘仲子《慈禧传信录序》自叙早岁得闻阎敬铭、王闿运、宗室戴椿等人之议论，又尝游黑龙江，辛亥后跧伏岷江。所述宏阔辽远，不知是生平实录，还是小说家故作狡狯。费行简在文献中最后出现，是1937年为《慈淑太君（罗迦陵）寿言》第二集撰写序言，署名归安费行简。至国初，费氏入上海市文史馆为馆员，1988年印行的《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名录》有其小传云：“费行简（1872—1954），别名敬仲，四川阆中人，1953年6月入馆。曾任上海仓圣大学教务长。”所据当是其入馆时所填履历，疑信参半，难以细究。

第二札末书“名正肃”三字，大约信封上是署真名费行简，不知此信封仍存国图否。要之，这位归安费行简，在仓圣明智大学中易名孙学濂（仲约），撰说部时署名沃丘仲子，后又恢复原姓名，其人之行藏出处，颇为逶迤神秘，但与王国维在爱俪园中同事数年则无疑义。《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中两封“阙疑待考”的信俱为费行简所写，可以确定。

　　写于2017年12月16日，旧历丁酉十月廿九，适为王静安先生百四十岁诞辰，谨以此文为记念。

附记：文甫草就，复检《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见庄肇一关于费行简事致王国维一札在焉，其全文如下：

静安先生侍教：昨奉手示，拜悉。仲约先生现庽东四牌楼北七条胡同王怀庆住宅，闻更姓费润生，系代表四川边防督办来京出席善后会议。如先生前往会晤，请勿以原姓号访之也。谨以奉闻，肃敂岁祉。教晚肇一顿首。廿八日。

所谓善后会议，指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后在1924年11月21日通电全国：“现拟组织两种会议，一曰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案为主旨，拟于一个月内集议，其会议简章另行电达。二曰国民代表会议……”北京政府之《政府公报》第3157期载“四川刘督办冬电（1925年1月2日）”云：“执政钧鉴：召集善后会议，职处已派费行简为全权代表赴会。”刘督办即刘成勋，时任四川边防督办。2月2日费行简已在北京，曾往东站迎接孙科到来（《申报》2月10日）。庄肇一此信当作于1925年2月20日（旧历正月廿八），时未出正月，故札尾敬语仍用“岁祉”，与第二札云“前岁来京”，时间亦相合。“润生”当是费氏更姓后之表字。由此札可知，费氏抵京不久王国维即已知之，而费氏会后并未返沪，滞留北京两年，其间双方未及晤面，直至1927年初费行简乃致书王国维，直接表达拜访之意，是否得到回复，是否成行，不得而知。三个多月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

（本文转载自文汇学人，作者秦蓁，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收录王国维家书和寄师友信札266通，各家致王国维书札1259通，附录相关书信18通，共1543通2600多页，均为原件彩色影印，其中数百通首次公布于世。往还师友计90多人，有罗振玉、沈曾植、缪荃孙、劳乃宣、陈衍、张元济、张尔田、梁启超、胡适、顾颉刚、梁漱溟、容庚等诸多名家。

王国维对时政的种种关切，对国家民族之所忧患，对人事进退的好恶，对交游向背的去取，以及师友间学术讨论、文字切磋，无不表达于书信。国家图书馆所藏这一批书信，可谓王国维及其师友们学说思想、学术活动的实录，是一宗内容极其丰富的近代史料集。

延伸推荐

∨

《王国维先生遗墨二种》预售中

本书一函两册，包括《王忠悫公遗墨》及《古史新证》两部分。前者为王国维去世后，日本学人收集手迹所编同人纪念本，昭和三年(1928)珂罗版印刷，非卖品。顶尖汉学家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人均提供所藏先生手迹，包括手抄诗文和亲笔书信等，均以毛笔书写，字迹优美，极具欣赏价值。此纪念册未曾公开发行，更从未在国内正式出版，其中许多内容对于《王国维全集》都具备校勘意义。 后者为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院讲课时之讲义，此书在先生学术生涯中意义重大，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首见于此。市面上有排印本和油印本，但均非先生手迹。且手稿上有先生批改痕迹，可见学术思想历程，更堪宝贵。此次出版，以国家图书馆藏手稿原件影印。前有唐兰手书长序。

这两种遗墨，都有当年赵万里先生撰写之提要。此次出版，除将赵氏提要附上，以阐明其重要价值之外，还邀请王国维曾孙、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员王亮撰写序言，亦见家学传承，薪火不息。

　　（统筹：陆藜；编辑：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