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坻疆域不大，目前总面积1450平方公里，在全国两千多个县级行政单位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宝坻历史不长，从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算起，只有842年，比起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仅仅是个后起之秀。然而，就在这有限的空间和时间之内，我们的先人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仔细盘点这些遗产，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把握现在，创造更加丰盛的文化成果，是很有意义的。

　　宝坻作为一个代表特定行政区划的专有名词，是从建县时才产生的。当然，没有这个名词的时候，这块地方早已存在了。据歇马台商周遗址的考古分析，三千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生存。这么说，宝坻的历史又很长。战国时，这里是燕国的一部分。秦朝一统天下，废封建，立郡县，此地在渔阳郡的辖区之内。以后，随着朝代更迭，这块地面的归属也变化不定。北魏入雍奴，隋朝属涿州，唐朝归范阳，五代时还让石敬瑭作为礼物，随同幽云十六州一起割让给契丹。契丹后来改国号为“辽”，今天宝坻境内还留有若干辽代遗迹以及传说（如萧太后运粮河），还有村庄称为“耶律各庄”，而耶律正是辽国皇族的姓氏，原因即在于此。

　　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之内，宝坻这块地方都是远离中心的穷乡僻壤。以唐朝后期的安史之乱为界，在此之前，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在黄河流域；在此之后，主要的经济和文化重心就转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了。不论长江还是黄河，距我们这里都很遥远。按照秦汉时郡县制的标准，万户以上为大县，其长官称“令”；万户以下为小县，其长官称“长”。这块地方连作个小县的标准都不够，可以想象那时是怎样一种蛮荒景象了。

　　金灭辽（1125年）后，宝坻的命运发生了转变。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将大金国的都城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迁都于燕京，就是今天的北京。借着这个机缘，宝坻一下就从穷乡僻壤变成了天子脚下的畿辅重地。再加上五代时赵德钧在此地开辟盐场，建立新仓，置榷盐院，以及有辽一代的逐步开发，宝坻渐渐成为人烟辐凑的兴旺之地。大定十一年（1171年），金世宗完颜雍离京巡视，来到此地，“历览之余，顾谓侍臣：此新仓镇人烟繁庶，可改为县，第志之。明年，有司承命，析香河县东偏乡闾万五千家为县。以榷盐岁入国用，方之天下及至十一，谓盐乃国之宝，取如坻如京之义，命曰宝坻。列为上县，著为版籍。”（金盐使司刘晞颜《宝坻县记》）后来，宝坻还一度升格为盈州，但不久又回到县制，一路走过元、明、清、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2001年撤县设区。

　　关于宝坻的地理形胜，康熙年间的《宝坻县志》这样概括：“西拱京师，东连大海，南通天津，北抵云蓟，三山拥峙，四水萦回。”宝坻旧“八景”中的“蓟界云山”和“潮河飞练”最能代表宝坻的地理特点。宝坻境内没有山，但是燕山余脉就在不远处，正好作为凭栏远眺的景观。横看成岭侧成峰，山本来就应该站在远处来观赏。乾隆版《宝坻县志》这样说：“邑有三岔口，诸水萦洄，经乎东而纬乎北，遥望蓟州诸山，宛如屏障，空濛缥缈，都成画图。”宝坻过去直通大海，直到清雍正九年（1731年）分设宁河县后，才与海隔开。虽然隔开了，但还有河道相连，“县东之潮河，出海北上，蜿蜒数百里。每早晚潮至，波涛扑空，横飞素练，亦壮观也。”这就是潮河飞练的景观。除了自然景观，宝坻最大的好处在于它背山面海，一马平川，水源充足，利于开垦，在以农立国的年代，确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再加上鱼盐芦苇之利，商贾漕运之便，宝坻作为曾经的“京东大邑”、“畿辅望县”，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溢美之词。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的民俗以及它培养出来的人物，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同于他处他人的地域特征。那么，宝坻人的特征是什么？答案就在宝坻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里面。建县以来的全部历史，宝坻人基本上都以耕地播谷为生，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种生活方式对人的要求就是勤奋、谦和、节俭、朴质。这八个字，也可以概括宝坻人最基本的性格特征。从这样的性格特征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宝坻为什么是个特别能出劳模的地方了。那么农民又靠什么改变命运？除了通过劳动积累财富，就只有苦读诗书，走科举之路。因此，亦耕亦读，忠厚传家，诗书继世，就成为千年不变的传统。很多人通过这条路改变了命运，走出黑土地，步入社会的中层和上层。因此，才有了林亭口李氏家族“李半朝”的传说，才有了东广林木张氏兄弟同榜登科的佳话。在这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身上，也仍然抹不去家乡传统的印记。从宝坻出去做官的人，一个基本的共同点是为官谨饬，多行善政，成为造福一方、百姓爱戴的循官良吏；既没有扭转乾坤、左右历史的名将名相，也绝少作奸犯科、鱼肉百姓的无耻之徒。从《宝坻县志》的记载中就可见一斑。

　　比如金代的马琪。马琪是宝坻有记载的第一位进士，正隆五年（1160年）擢进士第。先任永清县令，以治政有方而闻名，调任户部员外郎，曾受皇帝特遣出使宋国。明昌四年（1193年），官拜参知政事，一度受命治理决口的黄河。金章宗完颜璟这样评价他：“琪不肯欺官，亦不肯病民，是可用也。”

　　比如明代的刘英和芮钊。刘英于洪武年间任繁峙知县，清廉守法，深得人心。后来因故罢官，邑人争相向朝廷投诉。朱元璋对身边人说：“安有得民如此，而为纰政者哉？”给他恢复原职，满足了百姓的要求。芮钊是正统年间的进士，由御史做起，历任江西副使，迁陕西布政使，所到之处，都留下良好的政绩。他任甘肃巡抚时，甘肃地处边防，很不安定。芮钊训练士兵，谨慎设防，广积粮草，三年之间，境内晏然，百姓安堵。后来敌寇入侵，朝廷命令正在家中服丧的芮钊即刻赴任。他分兵进剿，所向克捷，及时稳定了局势。因为操劳国事，芮钊死于任上。他为官清廉，死后“惟余敝衣数箧而已，几无以殓榇归，童叟为之嗟叹。”

　　再如清初的杜立德。杜立德是明朝最后一科进士，还未及出仕，就江山易主了。通过地方官员的举荐，杜立德进入政坛，并一直在中央朝廷任职，先后担任刑、户、吏三部尚书，拜保和殿大学士。在任刑部尚书时，每当审查大案，他都周祥反覆，希望给定罪的人留下一条生路。如果不如所愿，则整天不出官署，甚至忘了回家吃饭。顺治皇帝曾经对群臣说：“尔等识此人乎？此新授刑部尚书杜立德也，不私一钱，亦不妄杀一人。”康熙皇帝称赞他有古大臣之风，赐宴时特别命令列坐殿内，“汉大学士入殿坐，自立德始也”。杜立德致仕还乡时，皇帝还赋诗送行，可谓风光无限。

　　这只是随手拈来的几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宝坻靠什么扬名远方？凭什么与其他地方并立于中华版图之内而不羞不愧？在很大程度上，就靠这些走出黑土地的宝坻人。他们在外面行善政，做好事，给百姓造了福，为国家立了功，人们感激他们，才顺带着对宝坻这方土地有了些好感；如果相反的话，宝坻的名声也会受到牵累。这一点，对当今的官人又何尝不是一种警示呢？

　　宝坻的文艺，也带着浓浓的农耕色彩和乡土气息。如果不信，读一读浩然的小说，听一听马季的相声，看一看赵丽蓉的小品就知道了。当然，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剧和京东大鼓。这两种表演艺术形式规模不同，各有千秋，但它们都起源于田间地头，传唱于村头巷尾，唱的念的都是京东土语，演的说的都是世态民情，它们的根扎在民间，它们的观众是识字不识字都可以的老百姓，它们是典型的属于下里巴人的艺术。看看它们演出的曲目就清楚了：《赵连弼借粮》、《杨三姐告状》、《罗锅子抢亲》、《乔老爷奇遇》、《王二姐思夫》、《诸葛亮押宝》……现在，它们不仅属于普通百姓，在我中华艺术殿堂里也占有了一席之地，被越来越多的人欣赏和传唱。

　　宝坻是个盛产文艺明星的地方，评剧界有金叶子、刘宝山、刘小楼、赵丽蓉、李福安、孔广山、赵连喜等人，大鼓书则有号称“三杆大旗”的刘文斌、齐文周、魏西庚以及董湘昆等人。此外，还有人称“武生泰斗”的京剧名家尚和玉，人称“铁嗓钢喉”的河北梆子名家李佩云，以及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金宝环等。然而，璀璨的星光之下，却映照着别一样的残酷现实。过去，艺人的社会地位很低，生活条件很艰苦，很多农家子女都是因为生活所迫才走上习艺之路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宝坻地处九河下梢，十年九涝，过去水利设施不健全，有水就成灾，大多数百姓的生活都是十分困窘的。唱戏学曲，走村献艺，其实比要饭强不了多少，是没有出路的出路。然而，宝坻人的聪明才智就在这样困苦的环境之中被激发出来了，他们把苦难的生活转化为鲜活的艺术，用艺术语言表达他们对生活的认知和期冀。哪个成为艺术大师的人物，没有一番艰苦卓绝的磨砺呢？更何况，还有很多很多唱了一辈子、演了一辈子而没有成名的人物呢。

　　也是因为条件艰苦，生活困顿，宝坻又是出产手艺人的地方，比如木工、瓦工、剃头匠。这些行当，都是百姓谋生的手段，然而凡事做到极致，也就成了艺术。盛行于民间的手工编织，所用的材料是再普通不过的芦苇、柳条、麦杆、棒子皮，经过农夫巧妇之手，即刻化腐朽为神奇，但凡实用的器物，精致的摆设，没有编不出来的物件。宝坻传统的两大寺庙，大觉禅寺和广济寺，都建于辽代，也是当年没有留下姓名的工匠的杰作，建筑大师梁思成曾于1932年专程来宝坻考察广济寺三大士殿，称其为“辽代建筑之楷模”。可惜的是，正如梁大师所担忧的，最后一座辽代建筑也在解放前被毁掉了。可喜的是，这两座名寺一在原位，一在异地，又依照原样重新恢复了。还有元代的雕塑大师刘元，造了不少美仑美奂的神像，以至皇帝下令“非有旨不得为他人造像”。而刘元是道士出身，当年想必也是从宝坻流浪出去的苦孩子。总之，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句话，用在很多的宝坻能人身上，都是非常合适的。

　　除了下里巴人，还有阳春白雪。科举年代，宝坻考出那么多举人、进士，还有人进了翰林院，当然少不了吟诗作赋的高手。只是放在繁花似锦、高手如云的中华文苑里，就不那么显眼了。尽管如此，儒学名宿王师旦、知府作家李光庭都有著作传世，在清初诗坛曾经享有盛名的诗人王煐，经过今人挖掘也重现了光彩。王煐在刑部任职时，曾经与朱彝尊、姜宸英、赵执信等文人高士诗酒流连，过从甚密，被称为“华省仙郎”。他到地处岭南的惠州做官，一方面简政缓刑，轻徭薄赋，一方面推行教化，励士兴学，深受地方百姓的拥戴，被称为“惠阳贤太守”。他建了一座小楼，命名为“忆雪”，暗寓思乡之意，他的诗集就称为《忆雪楼集》。民国年间，宝坻还出了两位奇人：一个是在北京城里敲梆警世、唤醒民众救亡图存的李六更，一个是创办《太平洋月刊》的耿笑天。1948年2月的《太平洋月刊》，全文刊发了毛泽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成为轰动北平的重大事件。现当代以来，宝坻更是人才辈出，各行各业都有十分出众的人物，古老的宝坻大地焕发出更加辉煌的人文光彩。

　　宝坻的历史不是宝坻人自己的历史，宝坻的人文也是宝坻人与非宝坻人共同创造的。况且，如果刨根问底的话，谁又是繁衍千年的土著呢？现在的宝坻人，十之八九都是移民的后代，不论山东、山西，还是河南、河北，落在宝坻了，就成了宝坻人。即使没在宝坻落户，只要来过宝坻，在宝坻做过一些事情，对宝坻的发展有过贡献，也可以算作宝坻人。事实上，宝坻的发展也确实离不开这些人；这些人的群体越大，宝坻的发展越快。仅以《县志》所记来宝坻做官者为例，就有不少人是我们不能遗忘的。

　　比如袁黄。他是浙江嘉善籍、江苏吴江人，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万历十六年（1588年）来宝坻任知县。他来时，正遇上宝坻大水为患，饥荒严重，民不聊生。袁黄哀怜百姓，借出自己的俸禄为饥民偿还欠税，还采取各种措施救助灾民，组织民众修筑堤埝，抵御水灾，开垦荒地，恢复生产。他撰写了《劝农书》、《水利说》，亲自督促农事，还将南方的水稻种植技术引入宝坻，宝坻民众到今天还在受益。当时，来自宫廷和上司衙门的各种摊派名目繁多，百姓应接不暇，苦不堪言。袁黄为民请命，将不合理的负担逐项蠲除，即使得罪上司也在所不惜。他重修文昌阁，大力推动教育，亲自到县学授课，指导学生作文，宝坻文风由此而大盛。他还是一个十分清廉的官员，“将行，囊橐萧然，惟图书数车而已，送者皆为掩泣。”

　　再如庄襗。他是江苏武进人，明弘治九年（1496年）进士，弘治十一年（1498年）来宝坻任知县。庄襗学问高深，才华出众，素有经邦治国的胸襟抱负。在他的主持下，将宝坻原来的土城一举改建为砖城，“城高二丈有六尺，厚视其高；广四尺，长一千二十八丈。城外有池，池深二丈，广倍之而加其一焉。四面各有门，门覆以楼。东之门曰海滨，其楼曰观澜；西之门之望都，其楼曰拱恩；南之门曰广川，其楼曰迎薰；北之门曰渠阳，其楼曰威远：门言其所向，而楼则因其门也。又为水关二，北曰开源，志其所入；南曰节流，志其所出也。又为角楼四，左之前曰环碧，后曰挹青；右之前曰庆丰，后曰乐治：左指其所瞰而右期其所成也。合而名之曰拱都，盖取其密迩皇都也。”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历时一年有余才完成。宝坻老城虽然不在了，但从这样的记述中，我们还可想象当时的壮观气象，并且被庄知县的魄力深深打动。

　　再如程璇。他是湖南益阳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以举人出身来任宝坻知县。程璇才识兼具，聪明机敏，做了很多有益百姓的好事，对于兴水利、除水患尤其用心。雍正四年（1726），朝廷命令主事官员治理京东水利，有人举荐程璇。这时他已经离任，仍命他主持宝坻的治水工程。“即以宝坻堤业委之，起三河县新集、料马庄至邑之江湟口，以次兴筑；嗣浚鲍邱、窝头河二道，以泄境水；兼堵塞香河县七里庄明口。日夕不倦，工迄有成……视工者凡六年，须发尽白。及去，犹惓惓为善后计，著《渠阳水利》一书，读者皆为感泣。”

　　再如伍泽荣。他是湖南祁阳人，雍正五年（1727）进士，雍正九年（1731）年任宝坻知县。他与程璇都是楚中名宿，而性情耿介，不与流俗相沉浮。他来时，在治水工地上见到程璇。程璇将《渠阳水利》拿给他，他说：“善！后当如是矣。”将程璇的治水方略一一付诸实施。伍泽荣还特别重视教育，“以振兴文教为事，省俸制圣庙祭器，讲学行礼。聚邑中才俊课之，指示肯綮，文风为之丕变。”后来，伍泽荣因为性情亢直而免官，“其去也，泣送者累累，相望设饯凡三十里。”由此可见，即便在传统社会，官民之间也不是天然的敌对关系，对于那些正直务实、有惠于民的官员，百姓自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戴之情，不论宝坻人还是非宝坻人。

　　光阴流逝，世事变迁，今天的宝坻与过去大不相同了。论人口数量，论经济规模，论区位优势，论基础设施，都是我们的先人想象不到的。那么，在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里，我们在总结、回顾先人留下的文化遗产的同时，更应该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先人的事业，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才能不愧对先人，不愧对这一方宝地，不愧对这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呢？有志之士，当有所思焉，当有所为焉。

作者：尹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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