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为所用，学无止境；身肩大任者，总要根据需要、身体力行地不断学习。乾隆知道，只有掌握尽可能多的国内现有民族的语言，才能更好地维持自己的权威，才能更方便地主持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要务。

　　乾隆的老师有好几位，正是这些启蒙他和教育他的名师，引导他走上了圣明君主的道路。他知道自己所领导的是一个汉族人占多数的多民族的国家，所以，他精通了汉族文化。他本人天资比较聪颖，再加上勤奋好学，对汉语言文字的熟练运用甚至远远超过了一般汉文人之上。乾隆对自己的博学和文采也极为得意，他自称是“通儒”，想用自己的实力向汉族臣民们证明满人出身的皇帝不但打天下武功盖世，而且治天下也毫不比汉族皇帝逊色。

　　但尽管如此，作为一名满族人，乾隆最害怕的还是汉族文人学士看不起他，所以他对任何轻蔑和不敬都极为敏感。一次，大理寺卿尹嘉铨在其著述中写有“为帝者师”的句子，乾隆看到后极为愤怒，当即斥责说：“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自有公论，尹嘉铨即能为朕师傅否。”

　　我们在其他篇章中已经谈到，满洲语是乾隆所谓的国语，“国语骑射”本就是满族人的最显著特征，所以，为保护本民族的传统，乾隆大力提倡八旗子弟尽悉本旗文化，要求满族大臣学习和使用满语；宗室十岁以上者需考试满语项目，合格者才能袭爵授官，并在宫廷内设满语教师。为加强满人的民族观念，乾隆召见满族大臣时一律用满语交谈，对满族将领的奏折也用满文批示，而他自己更是对满文有很深的造诣。

　　不仅如此，为了完成用兵准噶尔和蒙古各部的需要，乾隆“自乾隆八年(1743)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一直持续五十余年，研学不停。他在接见蒙古王公时，往往不用翻译，直接就用蒙古语与他们交谈。准备发兵准噶尔时，当时满朝文武绝大部分都不支持用兵，只有乾隆坚持用兵，其原因并不是乾隆固执己见，而是他与前来清廷投降的准噶尔将领用蒙古语交谈，对准噶尔内乱情况了如指掌，而臣僚们却不知内情，自然不敢贸然赞同发兵建议了。

　　乾隆的蒙古语水平极高，甚至比朝中有些专职翻译还要高出许多。他炫耀自己的蒙古语水准时说：“凡有谕旨兼蒙古文者，经朕亲加改正，方可颁发。以理藩院所拟原稿，示蒙古王公等多不能。缘翻译人员，未能谙习蒙古语，就虚文实字敷衍成篇，遂致不相吻合。”

　　为了安定西藏，平定回疆，乾隆又精习维吾尔语、唐古特语（藏语）及安的语（藏语的四川西北部方言），并说自己“深识真诠”。《圣武记》-书中曾盛赞乾隆的语言天赋，说：“初，上习蒙古语，及平回部、金川，即习回语、西番语，兹因班禅来觐复习唐古特语，故重译朝见，告语如一家。”

　　由于乾隆对藏语和佛教经典比较熟悉，所以当时朝中著名的佛学大师章嘉活佛在受命翻译《大藏经》时，“每得一卷，候朕裁定”，可见乾隆的藏语水平非同一般。当对西藏喇嘛教进行改革时，乾隆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并说：“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

　　由于对藏文掌握得比较好，所以在解决大、小金川和西藏问题及改革喇嘛教等重大事务中，乾隆往往比较得心应手。学习维吾尔族语言是乾隆在平定南疆地区霍集战叛乱之后的事情。他曾说自己学习回语，已“可以不必译寄”，直接与维吾尔人交流。

　　乾隆作为一朝皇帝，本身政务就极为忙碌，然而他却能忙里偷闲，学习多种语言来满足其统治需要，还对诸语颇为精通，实属不容易，这也成为他后来主张凡事必须身体力行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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