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安庆哪里有可信的看相算命的大师呀？？

大家知道安庆哪里有可信的看相算命的大师呀？？

易经算命是中国五千年流传下来的魁宝文化，是任何人都无可置疑的。大家都应该以科学的眼光，站在科学的角度去看待易经算命，既不能因为某些没水平的预测师打着周易算命的旗号骗财骗色就一味的以为周易算命就是迷信，也不能因为某些精通五术，精通命理的预测师算的准就愚昧的相信算命就是神仙。毕竟算命也只是一门技术，预测师掌握的命理知识直影响到预测的准确性。

所谓命，就是一个人生下来，这一生要做什么，是当农民呢，还是做官，或是商人……这就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宝马汽车，或者是自行车一样，是注定的。而运呢，运就是人在世界上所经历过的各个时间段，运又分大运、小运，大运五年一更换，小运一年一换、流年则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每一年。命运合在一起就像是一辆车行驶在路上一样，所经过的路就是大运，路是平坦的，就顺，崎岖不平的就曲折坎坷。

有人说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也有人说命运是注定的，是改变不了的，这两种观点只能说是各对一半，如果命运真的是能靠自己把握的，试问天下间除了傻瓜跟精神病患者以外，有谁不想好好把握自己的命运出将入相，光宗耀祖，光耀门楣。有人会说，既然是命中注定，那如果不去工作，不去赚钱，钱能从天上掉来吗，事实上，每个人都不是孙悟空，都在五行之中，每个人出生后，八字已定，其一生的大运也就注定，八字的金木水火土与一生的大运也都将受到地球磁场的支配，很多人应该有过这样的感受，当行到好运的时候，由于受到地球磁场的影响，自然也就会有很大的动力去拼搏，去努力，遇到的都是自己的贵人，都是对自己帮助很大的人，由于运气行的好，跟命里阴阳五行平衡了，睡觉都能睡得特别香，当大运行得不好，整个人也就会变得很颓废，缺少努力赚钱的动力，遇到的都是小人，处处跟自己作对，要婚姻没婚姻，要事业没事业，经常失眠。北宋宰相吕蒙正所著时运赋更能说明这一切，万般皆是命，算来不由人，蛟龙未遇，潜身于鱼虾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长，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命运到底是注定还是能改变，来打个比方，比如一只鸡，从蛋壳出生后可以通过后天的精心饲养，使它成长得更好，更大，更强壮，但是鸡始终是鸡，再怎么努力饲养也不可能养成鸭或变成牛，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和改变去实现属于自己命中注定的最大的成功，但不是每个人去努力都可以做将军，不是每个人去努力都可以当皇帝，命运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现实故事，有的人命理格局高的，虽说做了官，但运气行的不好，所以官做的很不顺，处处有人给他穿小鞋，官越做越小。而有些人命理格局低，则是农民，可是运气行的好，所以生活很幸福，种地风调雨顺，打工年年有余。易经是中国流传了五千多年的魁宝文化，是任何人都无可置疑的，周易算命不是为了简单的了解自身的命运，而是在知道命运的基础上还要知道去做到如何趋吉避凶，破祸成福。比如某人八字金旺木衰，最宜行东方木运，事业方位上也最适合在自己出生地为准的东方城市发展，所谓财在东方人往西，走错方向失良机，如果这个人不懂周易的，又往出生地的西方发展，加上大运不好的那不是破财就是疾病，就算大运很好的，本来应该一年赚1千万的，可能只赚了5百万，方位差一线，富贵不相见，可见算命的境界不在于算得准，而是应该在算得准的基础上如何做到改变命运，趋吉避凶，少走弯路，以尽快求得属于自己命中的最大富贵，快速走向属于自己的成功彼岸。

曾国藩“见好就收”保平安

曾国藩被人们称为“完人”，这里的“完人”可不是郭德纲说的快完了的人，而是说他在各个方面接近完美，没有明显的缺点，都做的很出色。其中，曾国藩浸淫官场多年，能够位极人臣还能善始善终，是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与他办事圆润，善于控制自己的欲望，深刻理解中庸之道的精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曾国藩作为汉臣，虽然对清朝廷忠心耿耿，但仍屡遭疑忌，清朝毕竟是满族贵族的天下，为了防止曾国藩生变，朝廷在重用他的同时也安插了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贵族钳制他。在第一次攻陷太平军据守的武汉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皇帝非常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有个近臣却说了句：“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皇帝听了，沉默不语，陷入沉思。想想曾国藩只是刚刚做出点成绩，就让远在北京宫廷之中的君臣如此，可见此时他的处境有多凶险。

不得不说，曾国藩真的是个头脑清醒，能看清形势的人。他知道锋芒毕露，定会遭人疑忌，于是见好就收，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同在湘军中担任重要将领的弟弟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消除了清廷的疑忌，当然更让自己避开了凶险的处境。说来也是清廷腐朽无能，曾国藩赋闲在家一年，结果太平军进攻稻米和布匹生产大省浙江，清廷束手无策，又恐慌起来，于是又请他出山。这次又给了他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兵部尚书，这说明什么，说明曾国藩手里有了军政实权啊。不久，慈禧太后掌权，重用汉人，曾国藩进一步大权在握。说到这，有人肯定会问慈禧为什么会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呢？要知道，在清朝275年统治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汉人都是处于 社会 最底层，汉臣在整个国家权力机构中毫无地位可言，也没有任何实权。就连被称为清代第一汉臣、配享皇家太庙的张廷玉，最高官职也不过是从二品的吏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副部长。而曾国藩却受到如此重用，其实这要从慈禧和清朝的实际说起，1862年，“辛酉政变”后，慈禧牢牢掌握了清廷大权。但她却没心情坐享胜利果实，因为大清王朝正面临着来自太平天国的严重冲击，已经岌岌可危。从1851年的金田起义，到1861年慈禧开始掌权，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最高峰时太平军拥兵超过百万，最多时占领了18个省，总面积达150多万平方公里。而曾经英勇善战的八旗劲旅已经今非昔比，在多年的养尊处优之后，早已雄风不再，失去了祖先的血性。不管是八旗主力，还是绿营汉军，只要与太平军对阵，几十万大军一触即溃。苦心经营多年的江南、江北大营和安庆重镇，在排山倒海的太平军面前也形同虚设，不堪一击。稍微了解点 历史 的人都知道，要不是太平军内部出现严重问题，估计清王朝可能就没有后面的40多年了。而此时只有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和太平军的对抗中表现的格外出色。慈禧意识到，要挽救清王朝，就必须重用像曾国藩这样的汉臣。可以说，在太平天国运动冲击之下，重用曾国藩等汉臣属于权宜之计，是慈禧等满族贵族不得已而为之。1862年，曾国藩被授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权利，巡抚提督以下均需听命，不久又赐予太子太保，兼协办大学士。他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曾国藩彻底平定太平军之后，声名远扬，进京面圣，据说当时整个北京城人头攒动，所有人都想一睹这位盖世功臣的风采，就连许多精通相术之人都来凑热闹，想给这位湘军统帅相个面，看看究竟为何他能建此功勋。

可见当时的曾国藩已经到了功高震主的地步。到了这个关口，每个人都不得不面临一个抉择，对于绝大多数人，由于人的本性驱使，会变的飞扬跋扈、得寸进尺，很少有人会选择谨言慎行、见好就收。选择前者的，鳌拜的下场我们都已经再熟悉不过了，而曾国藩展现了他“完人”的强大属性。在进京之后，他做了三件事，一是怕功高震主而主动退出了一部分权力；二是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4万湘军，同时在南京建造旗兵营房，请根正苗红的旗人军队驻防南京，并发给军饷；三是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没有过多提拔举荐自己的亲信。

这三件事，清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赞，又因为他恭敬谨慎的态度，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清廷又赏予他太子太保，双眼花翎，赐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这代表啥，清廷对曾国藩已经足够信任，老曾家的手里抱上了“金饭碗”，还是世袭的。当然了，前提是清王朝还在。

作为一名汉臣，曾国藩权倾朝野，清廷自然会对他有所忌惮、防范，稍有不慎就可能处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但是曾国藩运用自己的智慧，约束自己的欲望，见好就收，谨言慎行，最终得以保全自身，还获得了无上的地位和美名。

曾国藩告诉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见好就收，否则你眼前看到的是无限美景，脚下可能却是万丈深渊。如果你觉得曾国藩遇到的事情离我们太遥远了，那么想想，有的人如果不是在职场中得势后，不知道进退，不控制欲望，四处得罪人，也不至于遭人排挤，落得个无立锥之地的下场；如果不是于月仙的司机自以为是的认为在凌晨3点的荒漠公路上绝不会有阻碍，从而油门见底，严重超速，也不会酿成惨剧。最后，借用赵本山小品里的的一句话做个结束：人生好比一架飞机，不在于飞多高、飞多远，重要的是能够平稳着陆。

手定东南：晚清曾国藩用相面术定国事

一

关于曾国藩与相面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认为曾国藩相术精绝，可凭一面定人荣辱甚至生死。史载：江忠源任侠自喜，曾国藩一见，即叹为奇士。江氏告辞出京之时，曾国藩看着他的背影，对朋友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天下太平，谁都不相信曾国藩的话。后来太平军兴，江忠源果然在安徽庐州（今合肥）城破时自杀（一说被杀），这成为后人证明曾国藩相术之准的最佳证据。

曾国藩善相之名流传如此之广，乃至有人将《冰鉴》一书托于曾国藩名下，结果风行海内，至今仍然畅销不绝。

另一种以为曾国藩既为不世之纯儒或者说醇儒，于相术必未用心。比如：葛虚存就否认曾国藩以术相人：

盖生平之际，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义。精神所感，诚至明生。文正儒臣，岂有相人术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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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先撇开这两种结论，厘定一些简单的事实。

曾国藩的识人本领确实高人一筹。

曾国藩以“识人之明”闻于史册。郭嵩焘所作墓志铭中说他：

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之高下，与其人贤否。

清 *** 对他盖棺定论，有“尤得以人事君之义”一句。曾国藩发现人才之多，影响之大，史上确实无人可与匹敌。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郭嵩焘、沈葆祯、丁日昌、杨岳斌、彭玉麟等晚清风云人物，都得到过曾国藩的荐拔。出身曾氏幕府位至巡抚、总督者多达三十余人，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曾国藩确曾以“相术”相人。

晚年曾国藩每接见生人，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先不说话，而是盯着客人，从上到下看上几分钟。《清史稿・曾国藩传》载：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

这种相人方式当然不免使许多被接见者十分不舒服，曾国藩却在这几分钟内对这个人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判断。据说：“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1863年9月，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到安庆拜见曾国藩，商讨洋务事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容闳这样回忆他与曾国藩首次见面的情形：

这天，当我的名片递进去以后，我在接待室只稍停留片刻，就被引到这位中国的大人物面前。依照惯例，总督向我表示了欢迎，然后他便请我坐在他的正对面。他默默地坐着，一直对我微笑着，这样长达几分钟，看样子见到我使他非常愉快。但同时他又以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地审视着我，似乎从我的外表能够发现什么奇异之处。最后，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双目，好像我的眼睛特别吸引他的注意。我必须承认，在这期间我虽然没有羞怯感，但我的确感到不安得很。接着，他开始向我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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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过面后，曾国藩问容闳是否愿意在他麾下当一个军官，并且说：“我从你的相貌可判断出，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因为我从你的眼睛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勇敢且具有指挥才能的人。”

但容闳并不想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他回答说，他也许有军人需要的勇敢，但缺乏军事训练，通过这种方式谢绝了曾国藩的好意。

这是文字中记载曾国藩相人实践最生动详细的一篇。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文字材料证明曾国藩精研相人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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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曾氏文献》中有《同官册》一册，内容是曾国藩接见属员后写下的评语。从这些评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相学素养。有一些人的身形面相为他所肯定，比如“唇薄而定，鼻正而长”，“面如条瓜”，“腰劲挺”。在这些人名后面，他画○，这类面相说明这些人“心术正”、“可造就”、“可用”。另一些人名下面则记有“目有浊气”、“横纹入口”、“视下，言闪烁”、“鼻削下锐，面干瘦非福相”等从相法角度来说是恶相的描述，这些人的名字被画了△，后面评以“心术或坏”、“庸俗”甚至“坏种”等词。很显然，许多下属仅凭这一面之缘，或者说，仅仅因为自己鼻子和眼睛的形状，就被曾国藩决定了政治前途的穷与通。

除了这本《同官册》，曾国藩研究运用相术的记载还大量见于其日记之中。

咸丰八、九两年，曾国藩日记中大量记载了他接见部下时的相面结果，随手举出几例：

陈青云……眼圆而动，不甚可靠。

刘湘南……眼黄有神光，鼻梁平沓，口圆有童心，腰挺拔，面英气可爱。

廖世霖……充哨长。鼻梁直，腰身正。在家小贸营生。头发、眉毛有浊气。

熊登武……目有精光，三道分明。鼻准勾而梁方，口有神而纹俗……三年入罗营，从救江西。

周惠堂……充水营口官。颧骨好，方口好，面有昏浊气，色浮。不甚可靠。

傅裕昆……鼻歪，不可恃，色亦不正。

……

曾国藩之精通相术，与他的识人之明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多数人认为二者是有必然联系的。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就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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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哪有易经大师

安庆迎江寺门口有个姓黄的大师，对易经、风水、相术都很精通，我也是朋友介绍我去的，看的比较准。

曾国藩相面

经历咸丰七年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和弟弟曾国华之丧以后，“天命”二字又一次出现在曾国藩的词典中。回首他的一生，更让他体会到天命的难以捉摸。极度痛苦中，“天命”之说与“黄老之术”成了他挽救心理危局的良药。

关于曾国藩与相面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曾国藩是相面大师，相术精绝，可凭一面定人荣辱甚至生死。这种说法流传甚广，乃至有人将《冰鉴》-书托于曾国藩名下，结果风行海内，至今仍然畅销不绝。另一种以为曾国藩既为不世之纯儒或者说醇儒，于相术必未用心。比如薛福成说：“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余谓文正于相术不必精。”（《庸庵笔记・谈相》）葛虚存更干脆否认了曾国藩研究过相人之术：“文正儒臣，岂有相人术哉？”（《清代名人轶事・曾文正知人》）

我们先撇开这两种聚讼不已的结论，厘定一些简单的事实。

一、曾国藩的识人本领确实高人一筹。

曾国藩以识人之明闻于史册。郭嵩焘所作墓志铭中说他“以知人名天下”，清 *** 对他盖棺论定，有“尤得以人事君之义”一句，也就是说，他善于为君主识拔人才。曾国藩发现人才之多、影响之大，确实无人可与匹敌。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郭嵩焘、沈葆祯、丁日昌、杨岳斌、彭玉麟等晚清风云人物都得到过曾国藩的荐拔。出身曾氏幕府位至巡抚、总督者，多达三十余人，支撑起了晚清的大半个天空，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二、曾国藩确实会以“相术”相人。

曾国藩接见生人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先不说话，而是盯着客人，从上到下看上几分钟。《清史稿・曾国藩传》载：“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这种相人方式当然不免使许多被接见者十分不舒服，曾国藩却在这几分钟内对这个人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判断，据说“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他与曾国藩首次见面的情形。

1863年9月，容闳到安庆拜见曾国藩，商讨洋务事宜。他回忆说：“这天，当我的名片递进去以后，我在接待室只稍停留片刻，就被引到这位中国的大人物面前。依照惯例，总督向我表示了欢迎，然后他便请我坐在他的正对面。他默默地坐着，一直对我微笑着，这样长达几分钟，看样子见到我使他非常愉快。但同时他又以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审视着我，似乎从我的外表能够发现什么奇异之处。最后，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双目，好像我的眼睛特别吸引他的注意。我必须承认，在这期间我虽然没有羞怯感，但我的确感到不安得很。接着，他开始向我提问。”

曾国藩问容闳是否愿意在他麾下当一个军官，并且说：“我从你的相貌可判断出，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因为我从你的眼睛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勇敢且具有指挥才能的人。”

容闳回答说，他也许有军人需要的勇敢，但缺乏军事训练，谢绝了曾国藩的好意。

这是文字中记载曾国藩相人最生动详细的一篇。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文字材料证明曾国藩精研相人之术。

《湘乡曾氏文献》中有《同官册》-册，内容是曾国藩接见属员后写下的评语。从这些评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相学素养。有一些人的身形面相为他所肯定，比如“唇薄而定，鼻正而长”，“面如条瓜”，“身材挺拔”，在这些人名后面，他画O，认为这些面相证明这些人“心术正”、“可造就”、“可用”。而另一些人名下面则记有“横纹入口”，“视下闪烁”，“鼻削下锐”等从相学角度来说是恶相的描述，这些人的名字被画了△，后面评以“心术或坏”、“庸俗”甚至“坏种”等词。很显然，许多下属仅凭这一面之缘，或者说，仅仅因为自己鼻子和眼睛的形状，就被曾国藩决定了政治前途的穷与通。

除了这本《同官册》，曾国藩研究、运用相术的记载还大量见于其日记之中，如咸丰八、九两年，曾国藩日记中大量记载了他接见部下时的相面结果：陈青云“眼圆而动，不甚可靠”；刘湘南“眼黄有神光，鼻梁平沓，口圆有童心，腰挺拔，面英气可爱”；熊登武“目有精光，三道分明。鼻准勾而梁方，口有神而纹俗……三年入罗营，从救江西”；周惠堂“充水营口官。颧骨好，方口好，面有昏浊气，色浮。不甚可靠”；傅裕昆“鼻歪，不可恃，色亦不正”……这些评价中，充斥着大量相术术语。

曾国藩精通相术的记载，与他识人之明的事实，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但多数人认为二者是有必然联系的。清末着名学者俞樾就这样说：“湘乡（指曾氏）出入将相，手定东南，勋业之盏，一时无两。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春在堂随笔》）

正史和野史都记载过曾国藩相术之神奇，最有名的一次是对湘军名将江忠源命运的预测。湖南老乡江忠源任侠自喜，一身英气。曾国藩一见，即叹为奇士。江氏告辞出京之时，曾国藩看着他的背影，对朋友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天下太平，谁都不相信曾国藩的话，后来太平军兴，江忠源果然在安徽庐州（今合肥）城破时自杀（一说被杀）。这成为后人证明曾国藩相术之准的最佳证据。

事实上，虽然相术在中国十分流行，但对于相面之术的争论也持续了几千年。不过，传统相术也有部分今天看起来仍然十分合理的内容，因为除了相面相外，它还有“相精神”的一面。相书说：“有心无相，相随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现代心理学研究也证明，一个人的神情面貌确实可以昭示出他的气质特征，如一个人多年心情抑郁，他的表情在人看来必然是阴沉的：而一个乐天开朗的人，其眼睛通常是明朗的。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气色气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他的性格类型及胸襟眼光。

曾国藩对于“相精神”、“相气质”、“相行动”是非常重视的。咸丰八年九月廿三日的《日记》记载：“是日，意城为我抄陈希夷《心相篇》，因熟玩数过。”《心相篇》是宋初术士陈抟的名作，主张从人的行动细节中去推测其性格，里面既有因果报应的老生谈常，也有大量日常生活积累的宝贵经验。

在日记中，曾国藩还参照历代相法经典，结合自己多年相人之经验，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看相方法――“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寿夭看指爪”、“风波看脚跟”、“若要看条理，尽在语言中”……这都是曾国藩注重从精神气质角度去相人的明证。

可以说，曾国藩比较好地掌握和运用了传统相术中的精华部分。平时，他不但重视从相貌外表和精神气质上观察人物，还十分留意对各类人物的风评，并一一记录在案，待到面晤，再作综合判断。咸丰九年四月初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道：“术字最有道理。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即术字之解也。又言蹈道别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观人当就行事上勘察，不在虚声与言论；当以精己识为先，访人言为后。”

“观人当就行事上勘察，不在虚声与言论；当以精己识为先，访人言为后”是曾国藩相术的精华。这也正说明，曾国藩对人判断的有效性，是来自于精神气概而非具体的五官相貌。

不仅钻研相术，曾国藩还是一个杂家，他一生于书无所不读，尤好诸子之书，且嗜之甚甘。

老子的简约博大，庄子的心灵自由，墨子的雄心苦力，法家的坐言立行，都给了他极大的启发。他推崇诸子皆豪杰之士，去孔子并不甚远：“豪杰之士所见类不甚远。韩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除了传统士大夫致力的经史，曾国藩对一般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案牍之文”也很感兴趣。在曾国藩眼里，无处不是学问。因为怀抱经天纬地之志向，所以他的眼光极为开阔。所谓“案牍之文”，也就是历代“文件汇编”，内容当然枯燥乏味之至。然而，曾国藩却认为这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政治智慧，有志于拯救中国社会的人，这样的文章不可不读。

除了书本之外，曾国藩还从自身生长的土地中吸取了大量知识。曾国藩虽然是三榜进士出身，却终生对他那个没读过书的祖父敬服不己，在家书中经常引用祖父的话来教育子弟，如他劝弟弟曾国荃在官场上不可逞一时之快时说：“星冈公（即曾的祖父）教人常言：‘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又云：‘怕临老打扫脚棍。”’曾国藩平生凡事算出三步以外，特别是功成之后，能迅速解散湘军，妥善解除了功高震主之忧，就与祖父这种凡事要有长远打算的教导有关。

曾国藩像一只敏锐的雷达，收集、分析着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从中厘取有用的成分。所有这些，也正成就了他“中兴名臣”的辉煌人生。

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