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结婚都有哪些习俗？

聘 媒

旧时男婚女嫁皆由家长包办，通媒结亲，即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些穷苦人家因生活所迫，有的将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亦有的实行换亲，即互易其女为儿媳。婚龄一般男大女小，男的到十五、六岁，甚至十二、三岁即有父母央人求亲，更有甚者“指腹为婚”，订“娃娃亲”。也有女方托媒说婆家的，叫“倒提媒”。媒人受托后，往返男女两家串通撮合，双方家庭为慎重起见，暗中打听情况，并请算命先生“合八字”，如无相克和不中意处，即可订亲。也有通过串门子、走亲戚等方式相亲的。淄川的情况稍有不同，待媒人把亲事说定后，须再请一媒成为双数后，才送柬订婚。

建国后，男女结婚多为自由恋爱，亦有靠人从中牵线的，叫“介绍人”或“红娘”，双方经过了解后商定婚事。

订 亲

旧时又称“送柬”或“换帖”，是双方初步落实婚姻意图的一种书面形式。男家请人用红纸将求亲之意写成小帖，封面再写上吉祥的祝词，以及“敬求金诺”、“恭侯金诺”之类表示求亲的字样，由媒人连同男家准备的衣料、首饰、化妆品、聘金等“彩礼”，用一对大红包袱包裹，送往女家。女家收到柬帖后即回帖，加“谨遵台命”、“仰遵玉言”等表示同意结亲的字样，并附回礼，由媒人带回男家。多以鞋帽、文房四宝等作回礼，淄川则回以香、艾（意为相爱）、盐（意为有缘）、麦（意有福），每样用红纸包成两包。临淄则以糕若干（按新娘年龄，每岁1对）、茶碗1对、10双高粱莛、9双筷子作回礼，取意“十停九稳”。然后男家备席答谢媒人。

订亲这一习俗至今仍然沿用，一般男女双方同意后，再由双方家长出面走动，以示承认，并向女方赠送聘礼，即算订婚。近年来，在部分人中要彩礼之风大盛。

择 吉

即男方选定举行婚礼的日期。一般男家须托媒人到女家“要媳妇”，女方将嫁女的生辰八字用大红纸写好（博山叫“年命帖”）交媒人带回男家，男方据此请卜人选定“行嫁月”、“吉日良辰”和喜神所在的方向，叫“查日子”。同时还要算出迎亲、送亲之人在属相上的忌讳，用大红纸一式两份写好，叫“年命帖”，由媒人送往女家，叫“送日子”，而且还要向女方送聘礼。博山多习惯送钱一宗，叫“盒子钞”，女家用其中一部分置办嫁妆，留一部分给嫁女压柜子，叫“子孙钱”。桓台县则惯以鸡、鱼、肉、菜、面、枣、栗子等，随“年命帖”用食盒抬送女家，上贴“禧”字，俗称送“上头盒”。“送日子”之后男女双方即准备婚嫁物品，男家所缝制的被子多在四角放少许棉籽，取“辈辈有子”之意；女家亦请儿女双全的妇女帮助“棉被子”，多在四角放些红枣、花生、制钱、栗子等物，取意“早生贵子”。

如今，在一些比较封建保守的家庭里，尤其是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儿孙结婚仍沿用“查日子”、“送日子”这一习俗，许多禁忌也沿袭至今。部分青年人多选在“五一”、“十一”、元旦等节假日结婚。

送严房

亦有叫送圆房、送缘方的。一般是在结婚前一日，女家派人把嫁妆送至男家，叫送严房，桓台俗称“下妆奁”。临淄多是在吉日前最后一个双日送嫁妆。博山居民多是由男方派人到女家搬取嫁妆，叫“搬严房”。淄川居民在此之前还有“催妆”的习惯，即在结婚前两三日内男方送食盆一架给女家，内装酒、肉、栗、枣等物，皆为双数，此后女家才派人“送严房”。从前的嫁妆，一般人家多是两铺两盖、桌椅、箱柜、座钟、脸盆等，贫穷者从简，只送茶具等桌上用品。无论贫富，“长命灯”一对是必不可少的，就是现在有了电灯，也作为摆设照送不误。嫁女妆奁内多贮枣、栗，谓之“早立子”（亦说取“夙兴”、“慎栗”之义）。送取严房所用的工具皆饰以浓厚的吉庆色彩，所用的绳子要染一段红色，用的车辆、扁担、盒、柜等要贴上写有“喜”字的红纸帖，底面用红纸铺垫，桌、椅、床、柜等陪嫁木器上要挂以角形红布等。这一日亲朋邻里多持礼品往贺，称“贺喜”（旧时称“添饭”），向待嫁的女子家里送喜礼叫“ 填箱”。礼品过去多以馒头等食品相送，现多送现金、喜幛等。喜礼要一笔不漏地记入帐簿，俗称“喜簿”，以备将来还礼。无论何种形式的喜礼，都要讲吉利，不送谐音不雅的物品，如钟（终）、梨（离）、缎子（断子）等。一般也不送单数。男家要备宴酬谢宾客（多在宴前先下请帖，后再派专人敬请），博山叫作“待行人”。这天一般都要请亲朋邻居共同帮忙，主持操办喜事的头目叫“大总”，由他按照主家的意图来安排各项事宜，“大总”一般由懂这套礼仪的长者担任。

搬送嫁妆、贺喜、宴请宾客这些习俗相沿至今。

娶 亲

旧时娶亲一般有“大娶”、“小娶”之分，但其含义各地又稍有不同。“大娶”，男家备官轿、花轿两乘，吹鼓手、彩旗前引迎娶。新郎换上新装，多是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或大礼帽，胸佩大红花，乘官轿在先。另一乘花轿为新娘备用，去时由幼童或新郎之弟或妹乘坐，名曰“压轿”，轿门上要贴写有“吉星高照”的红符。“大娶”一般白天进行，只有少数阔少结婚采用。“小娶”，男家只发花轿一乘和灯笼火把到女家迎亲，多为平民百姓结婚采用。淄川的“小娶”多在夜间进行，博山则均在夜间进行。关于夜间娶亲，有这样一个传说：旧时，博山有一个恶霸翟三胡，是一个色魔，不论谁家娶亲，他都享受初夜权，百姓为逃脱这一厄运，便在夜间偷偷将新娘娶回家。相沿成俗，直至今日。不论大娶、小娶，男方到女家迎亲必须带皮袄、红毡，否则女家不发人。至女家，行“求婚礼”，新娘头蒙红纱，由父辈或兄长抱入轿内，亦有用椅抬入轿内，意思是脚不沾娘家的土。并有兄弟或近亲的两人相送，名曰“送客”。临淄还有“押轿”的习惯，有小辈二人提水壶扶轿杆跟在两旁。旧时，博山一带新娘上轿有被“抢 ”上轿的传说。结婚那天，新郎带车或轿，跟着一帮人到女家去“抢亲”，新娘的兄弟背着她跑，伴娘在后面卫护，新郎则带人追赶，经过一阵象征性地争夺后，才把新娘请上轿子。上轿前，新娘手中多要拿些东西，桓台多是手抱书和如意钩（用红纸包装），博山的新娘多要带些手帕，以备应付闹房的人。起轿后，一路不能落轿，路遇坟墓、庙宇、奇石、怪树等，均以红毡遮蔽。桓台县居民还有沿途送“过街面”的习俗，进村燃火把迎之。轿至男家门前，花轿面对喜神所在的方位落定，有的地方这时故意将大门关闭，让花轿在门前停一会儿，谓之“顿性子”，目的是使新娘的性格绵软，进门后服婆家的管教。待男家大门顶压一对红砖、两双筷子，门框贴“青龙”、“赤虎”，红毡铺地后，时辰已到，鞭炮齐鸣，新娘由两“架女”相扶下轿，新郎在前引导，路过门坎时门坎放一红纸裱糊的马鞍子，新娘由嫁女搀扶迈过，叫“过门”，意在“前进平安”。在新娘向院内走时，一路有人向其身撒五谷杂粮、彩色纸屑，目的在于驱邪。院内摆放香案，夫妻拜天地，抛“长命火烧”。此后，新郎要用一条红绸牵着新娘走向洞房，到洞房门口，新郎给新娘挑去“蒙头红”。桓台居民还惯以把蒙头红抛到房上去，然后才入洞房。新娘进入洞房后，朝喜神所在的方位坐下，谓之“坐时辰”，同时吃随身饭——从娘家带来的面条——在开水锅里一烫即捞出，不能煮熟，此时有人会问“生不生？”，新娘只能说“生”字，取生养孩子之意。傍晚，新郎新娘喝合卺酒，俗称“交心酒”、“合婚酒”，亲朋开始闹房。

与此同时，新郎家须设宴招待女方的送客，并约定新娘归家的日期，后返回（淄川境内送客返回时还要将新娘之套脚红袜带回）。有的地方是次日女家携礼来探望，议回门期，名曰“圆饭”。周村的居民女方来“圆饭”的人所带的礼物必须有一对鲜鱼，男家回礼亦必须有一条鲜鱼，叫“两头子有鱼”。

新婚第二天，新郎新娘上坟祭祖，博山、桓台多在第三天祭祖，谓之“上喜坟”。三日这天，博山的新娘还要送婆婆一条新裤，有“待要富，三日给婆婆做条裤”的谚语。

建国后，迎亲习俗逐步有了一些改革。不再用轿迎娶。50年代境内农村多用马车，城区多用自行车，“送客”亦随车陪行，新娘亦不再蒙红头巾。还有以彩旗鼓乐为先导，秧歌队迎娶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曾一度实行“革命”结婚，农村多以锄、镰、锨、镢为嫁妆；城区则以赠“红宝书”为时髦，且多半步行至婆家。近年来用面包车、小轿车迎娶的渐多。但一些禁忌、讲究，如夜间娶亲、持红毡迎亲、“顿性子”、闹洞房、上喜坟等习俗仍沿袭至今。

夫妇“拜天地”之俗在农村一些地区仍保留。现在绝大多数地区结婚典礼多是向主婚人致敬、向父母致敬、互相敬礼，主婚人、来宾、新人讲话即大礼告成。进入80年代，又提倡举行集体婚礼，新郎新娘们欢聚一堂，由单位领导当主婚人表示祝贺，分发喜糖、喜烟，此外还有“旅行结婚”等形式。

住日子

一般是新婚第3天，新娘返回娘家，多由女家接送，男家须备席招待。当天返回的叫“回门”，亦有在娘家住6日或8日的，叫“住日子”。返回婆家时，女家备礼多在一早返回，意在吉利。至此，大礼告成。这种“回门”、“住日子”的习俗依旧流传。

马桥镇的历史文化

马桥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位于马桥俞塘村的马桥古文化遗址，保存了大量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出土文物多达1000余件，除了陶瓷生活用具、石器、骨器外，还有少量的青铜生产工具。同时在这里发现的一条宽约45米、厚1至2米以上、长度不明的面北向贝壳砂带，为上海成陆的“冈身”之说找到了科学依据。

马桥古文化遗址的文化层可分5层：第一层为明清时代遗存，第二层为唐宋时代遗存，第三层为春秋战国时代遗存，第四层为商周时代遗存，第五层为新石器时代遗存，再下层即是古冈身，它距现在的地面180厘米。考古学界对该遗址第四层和第五层的文化遗存尤为重视，即在西周印纹陶遗存之上，发现有特殊的遗存。1982年在杭州举行中国考古学年会时，专家们一致将这类承良渚文化、戚家墩文化距今3000年上下的文化遗存定名为“马桥文化”。同时期的遗存，还在如今的松江广富林、金山亭林等地区有所发现。这些地区均在古冈身之上。马桥古文化遗址的发掘，为研究长江下游人类发展史，特别是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和上海的古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马桥文化”是太湖地区一个典型的文化遗存，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位于马桥镇友好村紫藤棚，距闵行江川路2公里，临靠沙港河东侧。紫藤棚原为马桥的一个乡间小镇，镇上共有20户人家，镇区中央有一条4-5公尺的街径，全长只有50-60米。在街西的路中长着一株古老的紫藤树，这株紫藤，据当地传说为隋唐时期遗留下来，也有一种说法为明代大儒董宜阳所植，距今500年。

这株紫藤的主藤一人合抱还余二三十公分，远远看去虬枝横空、亭亭如盖，柔枝纷披、悬架倒挂，宛如一架巨大的绿色绒毯飞天而下，掩映了足足半个街面，每年清明前后，新枝勃发，生机盎然。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株古紫藤曾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相传唐代文学家韩愈、明代大宗师董其昌、清代乾隆皇帝都曾到达或居住于此，乾隆皇帝的马匹还曾拴在紫藤树上，所以在当地至今还流传着“拴马藤”的传说。

1989年，原上海县人民政府将古紫藤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市园林局将它列为上海市古树名木保护范围，2000年闵行区人民政府把改造古紫藤园作为区府实事工程，投资900万元，动迁街中20余户居民，建成占地4000平方米的“古紫藤园”，使这株千年古藤得到更好的保护，也将成为马桥地区耀眼的文化福地。 马桥吴会书院创立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主要创办人是顾言。顾言（1843～1914），字丹泉，世居荷巷桥镇。他自幼聪慧，办事沉稳且有胆识。年仅十六，就博览古文辞，尤喜汉书，丹黄灿然。同治十一年，年近三十的顾言说动乡绅纽世章、张庆慈，在马桥镇上的文昌阁首创了吴会书院，命题课试。两年后，纽、张两老先后去世，顾言独当一面，继续筹款添建讲堂，使书院形成规模，并认真规划课程，使其课业与上海城内著名的敬业书院相同，以利本地子弟接受近代教育思想。这一举动十分艰难，但在浦西地区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当时书院定额每年只取36人，以致令人刮目相看。顾言在这里造就了一代新人，其中包括后来的民国元老纽永建。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年轻有为的纽永建创办强恕学堂，增添“新学”课程，开辟上海县近代教育新风气。顾言全力支持，将吴会书院800多亩田产、2000多元钱款都移作学堂的办学经费。两年后，正式改称为强恕学校。强恕学校原址在今马桥幼儿园地界。1995年，经闵行区政府批准，原马桥中学和马桥中心小学分别复名为强恕中学和强恕小学，2002年年初两校合并现统称为马桥强恕学校。 在马桥镇西南角，靠近黄浦江，有个宅基叫韩仓，传说是八仙之一韩湘子居住过的地方。韩湘子出身在南阳，是大文学家韩愈的养子。他自小学道，法力高深，考中进士，做了官。他年老辞去官职后，全家搬到云间（即当时的松江府，今马桥镇韩仓村），造了十排九庭心的场屋，南到黄浦江，北到拖尾巴桥。传说韩家还有四件世上少见的宝贝：一是金面杖，说是能撑住太阳；二是珠砂屏风，说是将它顺手展开，天上就会有彩虹；三是小石磨，往磨眼放一粒谷，磨子推一圈，就能碾出好几担米来；四是竹龙驹，虽说是竹蔑编的，但骑上它可以一跃千里。

有一年，韩家四小姐要出嫁。韩湘子为了显示韩家的全面，把金面杖和小石磨作了陪嫁。娶亲那天，男家撑了一条大船来，韩家大管家对他们千叮万嘱“船行半路，千万不可翻动嫁妆。”可男家人把他的叮嘱不当回事，反而对这些嫁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嫁妆船轻飘飘地开了。船到江心，有个脚趺想看看“宝贝”，随手从斗里捏了一把谷，放进石磨眼里就是推了起来，他刚推一圈，白米就象水一样流了出来，眼睛一刹，中舱囤满了白米，再过一会，前后舱也囤满了白米。大家这才明白韩家临出门时千叮万嘱不可翻动嫁妆的原因。可是后悔已经迟了，江内一个大浪卷来，连船带人一起沉到了江底。随嫁的“宝贝”也随之一起流失了。

几年以后，有个皇妃路过韩仓，看见如此大的豪门望族，就想打听清楚是谁家官邸。她刚下马来到韩家大门前，突然，皇妃身上挂着的珍珠，都“劈劈啪啪”一颗一颗地爆碎了。她吓坏了，立刻下令回宫。回到宫中，皇帝一听这等怪事，爆怒雷霆：“这还了得！即刻与我将怪物拿来！”皇上一声令下，一大群兵将开进了韩仓。韩湘子得知，却不动声色，仍然慢悠悠地喝着茶，吩咐管家到仓库提了一斗黄豆，前去迎战。管家知道主人有“撒豆成兵”的法术，心也安了。但当他带领家将出门一看，只见门外皇家官兵黑压压的一片，看得见龙头，望不见龙尾。一看这阵势，心里一慌，将一斗黄豆随手往地上一倒，回头拔腿就跑。结果，满地的黄豆一粒也没有变成兵，而官兵却趁势大举进攻，把韩家团团围困。韩湘子见法术失灵，只得带上珠砂屏风，骑上竹龙驹，腾云驾雾上天走了。韩家就此败落。

后来，人们看见天上的彩虹，就讲那是韩湘子在翻看珠砂屏；看见天上飞过流星，就讲是韩湘子骑着竹龙驹在天上巡游呢！ 万寿庵：坐落于马桥镇东街北侧的东庵，原名“万道庵”，为宋代建造，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八月间整修。清嘉庆年间改称为“万寿禅院”。庵内有前、中、后三棣，每棣三间，中间有大厅供观世章菩萨。相传，农历六月十九日为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善男信女前往进香者络绎不绝。天井内现存有古银杏大树一颗。

马桥天主堂：清光绪三年（1875年）建位于马桥镇东街，由上海教区主教直接管辖。堂内办事人员39人，下辖分堂13所，在马桥地区有西河桥党（今联建村），交门堂（今三友村），杨家堂（今工农村），高门堂（今工农村），其他分堂分设于北桥、颛桥、塘湾等地。民国初期，马桥地区天主教徒有3000余人，解放后，马桥天主堂曾作为区、乡大礼堂，后作仓库。1979年落实宗教政策，恢复正常天主教活动。

第一层为明清时代遗存，第二层为唐宋时代遗存，第三层为春秋战国时代遗存，第四层为商周时代遗存，第五层为新石器时代遗存，再下层即是古冈身，它距现在的地面180厘米。考古学界对该遗址第四层和第五层的文化遗存尤为重视，即在西周印纹陶遗存之上，发现有特殊的遗存。1982年在杭州举行中国考古学年会时，专家们一致将这类承良渚文化、戚家墩文化距今3000年上下的文化遗存定名为“马桥文化”。同时期的遗存，还在如今的松江广富林、金山亭林等地区有所发现。这些地区均在古冈身之上。马桥古文化遗址的发掘，为研究长江下游人类发展史，特别是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和上海的古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马桥文化”是太湖地区一个典型的文化遗存，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49年有商店161家，从业人员272人，其中粮店32家、烟什店20家、南什货店13家、鲜咸肉庄12家、豆腐店11家、茶馆10家、棉布百货店10家。街道狭窄，沿俞塘北岸，长约600米，郭家桥至新石桥间120米段为闹市，店铺林立。花行、粮店、油坊、米厂分布于东西市梢。1949年碾米厂9家、榨油坊4家、轧花厂3家，共有从业人员93人。1958年，俞塘改道南移，镇区逐步改建。1970年，修筑贯老街中段长300多米成“十”字形的南北向新街，在中街路口形成集市贸易市场。镇区向北松公路扩展。70年代末起，居民住宅、商业楼、文化中心、影院、办公楼相继落成。沙港两岸老街旧貌依然。

想问一下山东淄博的结婚风俗都有哪些？我是徐州人，老公是淄博人，他们家那边好多风俗与我们不一样

旧时男婚女嫁皆由家长包办，通媒结亲，即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些穷苦人家因生活所迫，有的将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亦有的实行换亲，即互易其女为儿媳。婚龄一般男大女小，男的到十五、六岁，甚至十二、三岁即有父母央人求亲，更有甚者“指腹为婚”，订“娃娃亲”。也有女方托媒说婆家的，叫“倒提媒”。媒人受托后，往返男女两家串通撮合，双方家庭为慎重起见，暗中打听情况，并请算命先生“合八字”，如无相克和不中意处，即可订亲。也有通过串门子、走亲戚等方式相亲的。淄川的情况稍有不同，待媒人把亲事说定后，须再请一媒成为双数后，才送柬订婚。

建国后，男女结婚多为自由恋爱，亦有靠人从中牵线的，叫“介绍人”或“红娘”，双方经过了解后商定婚事。�

订 亲

旧时又称“送柬”或“换帖”，是双方初步落实婚姻意图的一种书面形式。男家请人用红纸将求亲之意写成小帖，封面再写上吉祥的祝词，以及“敬求金诺”、“恭侯金诺”之类表示求亲的字样，由媒人连同男家准备的衣料、首饰、化妆品、聘金等“彩礼”，用一对大红包袱包裹，送往女家。女家收到柬帖后即回帖，加“谨遵台命”、“仰遵玉言”等表示同意结亲的字样，并附回礼，由媒人带回男家。多以鞋帽、文房四宝等作回礼，淄川则回以香、艾（意为相爱）、盐（意为有缘）、麦（意有福），每样用红纸包成两包。临淄则以糕若干（按新娘年龄，每岁1对）、茶碗1对、10双高粱莛、9双筷子作回礼，取意“十停九稳”。然后男家备席答谢媒人。

订亲这一习俗至今仍然沿用，一般男女双方同意后，再由双方家长出面走动，以示承认，并向女方赠送聘礼，即算订婚。近年来，在部分人中要彩礼之风大盛。

择 吉

即男方选定举行婚礼的日期。一般男家须托媒人到女家“要媳妇”，女方将嫁女的生辰八字用大红纸写好（博山叫“年命帖”）交媒人带回男家，男方据此请卜人选定“行嫁月”、“吉日良辰”和喜神所在的方向，叫“查日子”。同时还要算出迎亲、送亲之人在属相上的忌讳，用大红纸一式两份写好，叫“年命帖”，由媒人送往女家，叫“送日子”，而且还要向女方送聘礼。博山多习惯送钱一宗，叫“盒子钞”，女家用其中一部分置办嫁妆，留一部分给嫁女压柜子，叫“子孙钱”。桓台县则惯以鸡、鱼、肉、菜、面、枣、栗子等，随“年命帖”用食盒抬送女家，上贴“禧”字，俗称送“上头盒”。“送日子”之后男女双方即准备婚嫁物品，男家所缝制的被子多在四角放少许棉籽，取“辈辈有子”之意；女家亦请儿女双全的妇女帮助“棉被子”，多在四角放些红枣、花生、制钱、栗子等物，取意“早生贵子”。

如今，在一些比较封建保守的家庭里，尤其是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儿孙结婚仍沿用“查日子”、“送日子”这一习俗，许多禁忌也沿袭至今。部分青年人多选在“五一”、“十一”、元旦等节假日结婚。

送严房

亦有叫送圆房、送缘方的。一般是在结婚前一日，女家派人把嫁妆送至男家，叫送严房，桓台俗称“下妆奁”。临淄多是在吉日前最后一个双日送嫁妆。博山居民多是由男方派人到女家搬取嫁妆，叫“搬严房”。淄川居民在此之前还有“催妆”的习惯，即在结婚前两三日内男方送食盆一架给女家，内装酒、肉、栗、枣等物，皆为双数，此后女家才派人“送严房”。从前的嫁妆，一般人家多是两铺两盖、桌椅、箱柜、座钟、脸盆等，贫穷者从简，只送茶具等桌上用品。无论贫富，“长命灯”一对是必不可少的，就是现在有了电灯，也作为摆设照送不误。嫁女妆奁内多贮枣、栗，谓之“早立子”（亦说取“夙兴”、“慎栗”之义）。送取严房所用的工具皆饰以浓厚的吉庆色彩，所用的绳子要染一段红色，用的车辆、扁担、盒、柜等要贴上写有“喜”字的红纸帖，底面用红纸铺垫，桌、椅、床、柜等陪嫁木器上要挂以角形红布等。这一日亲朋邻里多持礼品往贺，称“贺喜”（旧时称“添饭”），向待嫁的女子家里送喜礼叫“ 填箱”。礼品过去多以馒头等食品相送，现多送现金、喜幛等。喜礼要一笔不漏地记入帐簿，俗称“喜簿”，以备将来还礼。无论何种形式的喜礼，都要讲吉利，不送谐音不雅的物品，如钟（终）、梨（离）、缎子（断子）等。一般也不送单数。男家要备宴酬谢宾客（多在宴前先下请帖，后再派专人敬请），博山叫作“待行人”。这天一般都要请亲朋邻居共同帮忙，主持操办喜事的头目叫“大总”，由他按照主家的意图来安排各项事宜，“大总”一般由懂这套礼仪的长者担任。

搬送嫁妆、贺喜、宴请宾客这些习俗相沿至今。

娶 亲

旧时娶亲一般有“大娶”、“小娶”之分，但其含义各地又稍有不同。“大娶”，男家备官轿、花轿两乘，吹鼓手、彩旗前引迎娶。新郎换上新装，多是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或大礼帽，胸佩大红花，乘官轿在先。另一乘花轿为新娘备用，去时由幼童或新郎之弟或妹乘坐，名曰“压轿”，轿门上要贴写有“吉星高照”的红符。“大娶”一般白天进行，只有少数阔少结婚采用。“小娶”，男家只发花轿一乘和灯笼火把到女家迎亲，多为平民百姓结婚采用。淄川的“小娶”多在夜间进行，博山则均在夜间进行。关于夜间娶亲，有这样一个传说：旧时，博山有一个恶霸翟三胡，是一个色魔，不论谁家娶亲，他都享受初夜权，百姓为逃脱这一厄运，便在夜间偷偷将新娘娶回家。相沿成俗，直至今日。不论大娶、小娶，男方到女家迎亲必须带皮袄、红毡，否则女家不发人。至女家，行“求婚礼”，新娘头蒙红纱，由父辈或兄长抱入轿内，亦有用椅抬入轿内，意思是脚不沾娘家的土。并有兄弟或近亲的两人相送，名曰“送客”。临淄还有“押轿”的习惯，有小辈二人提水壶扶轿杆跟在两旁。旧时，博山一带新娘上轿有被“抢 ”上轿的传说。结婚那天，新郎带车或轿，跟着一帮人到女家去“抢亲”，新娘的兄弟背着她跑，伴娘在后面卫护，新郎则带人追赶，经过一阵象征性地争夺后，才把新娘请上轿子。上轿前，新娘手中多要拿些东西，桓台多是手抱书和如意钩（用红纸包装），博山的新娘多要带些手帕，以备应付闹房的人。起轿后，一路不能落轿，路遇坟墓、庙宇、奇石、怪树等，均以红毡遮蔽。桓台县居民还有沿途送“过街面”的习俗，进村燃火把迎之。轿至男家门前，花轿面对喜神所在的方位落定，有的地方这时故意将大门关闭，让花轿在门前停一会儿，谓之“顿性子”，目的是使新娘的性格绵软，进门后服婆家的管教。待男家大门顶压一对红砖、两双筷子，门框贴“青龙”、“赤虎”，红毡铺地后，时辰已到，鞭炮齐鸣，新娘由两“架女”相扶下轿，新郎在前引导，路过门坎时门坎放一红纸裱糊的马鞍子，新娘由嫁女搀扶迈过，叫“过门”，意在“前进平安”。在新娘向院内走时，一路有人向其身撒五谷杂粮、彩色纸屑，目的在于驱邪。院内摆放香案，夫妻拜天地，抛“长命火烧”。此后，新郎要用一条红绸牵着新娘走向洞房，到洞房门口，新郎给新娘挑去“蒙头红”。桓台居民还惯以把蒙头红抛到房上去，然后才入洞房。新娘进入洞房后，朝喜神所在的方位坐下，谓之“坐时辰”，同时吃随身饭——从娘家带来的面条——在开水锅里一烫即捞出，不能煮熟，此时有人会问“生不生？”，新娘只能说“生”字，取生养孩子之意。傍晚，新郎新娘喝合卺酒，俗称“交心酒”、“合婚酒”，亲朋开始闹房。

与此同时，新郎家须设宴招待女方的送客，并约定新娘归家的日期，后返回（淄川境内送客返回时还要将新娘之套脚红袜带回）。有的地方是次日女家携礼来探望，议回门期，名曰“圆饭”。周村的居民女方来“圆饭”的人所带的礼物必须有一对鲜鱼，男家回礼亦必须有一条鲜鱼，叫“两头子有鱼”。

新婚第二天，新郎新娘上坟祭祖，博山、桓台多在第三天祭祖，谓之“上喜坟”。三日这天，博山的新娘还要送婆婆一条新裤，有“待要富，三日给婆婆做条裤”的谚语。

建国后，迎亲习俗逐步有了一些改革。不再用轿迎娶。50年代境内农村多用马车，城区多用自行车，“送客”亦随车陪行，新娘亦不再蒙红头巾。还有以彩旗鼓乐为先导，秧歌队迎娶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曾一度实行“革命”结婚，农村多以锄、镰、锨、镢为嫁妆；城区则以赠“红宝书”为时髦，且多半步行至婆家。近年来用面包车、小轿车迎娶的渐多。但一些禁忌、讲究，如夜间娶亲、持红毡迎亲、“顿性子”、闹洞房、上喜坟等习俗仍沿袭至今。

夫妇“拜天地”之俗在农村一些地区仍保留。现在绝大多数地区结婚典礼多是向主婚人致敬、向父母致敬、互相敬礼，主婚人、来宾、新人讲话即大礼告成。进入80年代，又提倡举行集体婚礼，新郎新娘们欢聚一堂，由单位领导当主婚人表示祝贺，分发喜糖、喜烟，此外还有“旅行结婚”等形式。

住日子

一般是新婚第3天，新娘返回娘家，多由女家接送，男家须备席招待。当天返回的叫“回门”，亦有在娘家住6日或8日的，叫“住日子”。返回婆家时，女家备礼多在一早返回，意在吉利。至此，大礼告成。这种“回门”、“住日子”的习俗依旧流传。

马桥镇较著名的地方

叫马桥镇的地方有好几个 你说的是哪个城市的 ？

（上海闵行区马桥镇）

万寿庵：

坐落于马桥镇东街北侧的东庵，原名“万道庵”，为宋代建造，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八月间整修。清嘉庆年间改称为“万寿禅院”。庵内有前、中、后三棣，每棣三间，中间有大厅供观世章菩萨。相传，农历六月十九日为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善男信女前往进香者络绎不绝。天井内现存有古银杏大树一颗。

马桥天主堂：

清光绪三年（1875年）建位于马桥镇东街，由上海教区主教直接管辖。堂内办事人员39人，下辖分堂13所，在马桥地区有西河桥党（今联建村），交门堂（今三友村），杨家堂（今工农村），高门堂（今工农村），其他分堂分设于北桥、颛桥、塘湾等地。民国初期，马桥地区天主教徒有3000余人，解放后，马桥天主堂曾作为区、乡大礼堂，后作仓库。1979年落实宗教政策，恢复正常天主教活动。

古紫藤

位于马桥镇友好村紫藤棚，距闵行江川路2公里，临靠沙港河东侧。紫藤棚原为马桥的一个乡间小镇，镇上共有20户人家，镇区中央有一条4-5公尺的街径，全长只有50-60米。在街西的路中长着一株古老的紫藤树，这株紫藤，据当地传说为隋唐时期遗留下来，也有一种说法为明代大儒董宜阳所植，距今500年。

这株紫藤的主藤一人合抱还余二三十公分，远远看去虬枝横空、亭亭如盖，柔枝纷披、悬架倒挂，宛如一架巨大的绿色绒毯飞天而下，掩映了足足半个街面，每年清明前后，新枝勃发，生机盎然。

古藤园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株古紫藤曾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相传唐代文学家韩愈、明代大宗师董其昌、清代乾隆皇帝都曾到达或居住于此，乾隆皇帝的马匹还曾拴在紫藤树上，所以在当地至今还流传着“拴马藤”的传说。

1989年，原上海县人民政府将古紫藤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市园林局将它列为上海市古树名木保护范围，2000年闵行区人民政府把改造古紫藤园作为区府实事工程，投资900万元，动迁街中20余户居民，建成占地4000平方米的“古紫藤园”，使这株千年古藤得到更好的保护，也将成为马桥地区耀眼的文化福地。

马桥吴会书院

马桥吴会书院创立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主要创办人是顾言。顾言（1843～1914），字丹泉，世居荷巷桥镇。他自幼聪慧，办事沉稳且有胆识。年仅十六，就博览古文辞，尤喜汉书，丹黄灿然。同治十一年，年近三十的顾言说动乡绅纽世章、张庆慈，在马桥镇上的文昌阁首创了吴会书院，命题课试。两年后，纽、张两老先后去世，顾言独当一面，继续筹款添建讲堂，使书院形成规模，并认真规划课程，使其课业与上海城内著名的敬业书院相同，以利本地子弟接受近代教育思想。这一举动十分艰难，但在浦西地区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当时书院定额每年只取36人，以致令人刮目相看。顾言在这里造就了一代新人，其中包括后来的民国元老纽永建。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年轻有为的纽永建创办强恕学堂，增添“新学”课程，开辟上海县近代教育新风气。顾言全力支持，将吴会书院800多亩田产、2000多元钱款都移作学堂的办学经费。两年后，正式改称为强恕学校。强恕学校原址在今马桥幼儿园地界。1995年，经闵行区政府批准，原马桥中学和马桥中心小学分别复名为强恕中学和强恕小学，2002年年初两校合并现统称为马桥强恕学校。

韩仓的传说

在马桥镇西南角，靠近黄浦江，有个宅基叫韩仓，传说是八仙之一韩湘子居住过的地方。韩湘子出身在南阳，是大文学家韩愈的养子。他自小学道，法力高深，考中进士，做了官。他年老辞去官职后，全家搬到云间（即当时的松江府，今马桥镇韩仓村），造了十排九庭心的场屋，南到黄浦江，北到拖尾巴桥。传说韩家还有四件世上少见的宝贝：一是金面杖，说是能撑住太阳；二是珠砂屏风，说是将它顺手展开，天上就会有彩虹；三是小石磨，往磨眼放一粒谷，磨子推一圈，就能碾出好几担米来；四是竹龙驹，虽说是竹蔑编的，但骑上它可以一跃千里。

有一年，韩家四小姐要出嫁。韩湘子为了显示韩家的全面，把金面杖和小石磨作了陪嫁。娶亲那天，男家撑了一条大船来，韩家大管家对他们千叮万嘱“船行半路，千万不可翻动嫁妆。”可男家人把他的叮嘱不当回事，反而对这些嫁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嫁妆船轻飘飘地开了。船到江心，有个脚趺想看看“宝贝”，随手从斗里捏了一把谷，放进石磨眼里就是推了起来，他刚推一圈，白米就象水一样流了出来，眼睛一刹，中舱囤满了白米，再过一会，前后舱也囤满了白米。大家这才明白韩家临出门时千叮万嘱不可翻动嫁妆的原因。可是后悔已经迟了，江内一个大浪卷来，连船带人一起沉到了江底。随嫁的“宝贝”也随之一起流失了。

几年以后，有个皇妃路过韩仓，看见如此大的豪门望族，就想打听清楚是谁家官邸。她刚下马来到韩家大门前，突然，皇妃身上挂着的珍珠，都“劈劈啪啪”一颗一颗地爆碎了。她吓坏了，立刻下令回宫。回到宫中，皇帝一听这等怪事，爆怒雷霆：“这还了得！即刻与我将怪物拿来！”皇上一声令下，一大群兵将开进了韩仓。韩湘子得知，却不动声色，仍然慢悠悠地喝着茶，吩咐管家到仓库提了一斗黄豆，前去迎战。管家知道主人有“撒豆成兵”的法术，心也安了。但当他带领家将出门一看，只见门外皇家官兵黑压压的一片，看得见龙头，望不见龙尾。一看这阵势，心里一慌，将一斗黄豆随手往地上一倒，回头拔腿就跑。结果，满地的黄豆一粒也没有变成兵，而官兵却趁势大举进攻，把韩家团团围困。韩湘子见法术失灵，只得带上珠砂屏风，骑上竹龙驹，腾云驾雾上天走了。韩家就此败落。

后来，人们看见天上的彩虹，就讲那是韩湘子在翻看珠砂屏；看见天上飞过流星，就讲是韩湘子骑着竹龙驹在天上巡游呢！

寺庙和教堂

万寿庵：坐落于马桥镇东街北侧的东庵，原名“万道庵”，为宋代建造，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八月间整修。清嘉庆年间改称为“万寿禅院”。庵内有前、中、后三棣，每棣三间，中间有大厅供观世章菩萨。相传，农历六月十九日为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善男信女前往进香者络绎不绝。天井内现存有古银杏大树一颗。

马桥天主堂：清光绪三年（1875年）建位于马桥镇东街，由上海教区主教直接管辖。堂内办事人员39人，下辖分堂13所，在马桥地区有西河桥党（今联建村），交门堂（今三友村），杨家堂（今工农村），高门堂（今工农村），其他分堂分设于北桥、颛桥、塘湾等地。民国初期，马桥地区天主教徒有3000余人，解放后，马桥天主堂曾作为区、乡大礼堂，后作仓库。1979年落实宗教政策，恢复正常天主教活动。

第一层为明清时代遗存，第二层为唐宋时代遗存，第三层为春秋战国时代遗存，第四层为商周时代遗存，第五层为新石器时代遗存，再下层即是古冈身，它距现在的地面180厘米。考古学界对该遗址第四层和第五层的文化遗存尤为重视，即在西周印纹陶遗存之上，发现有特殊的遗存。1982年在杭州举行中国考古学年会时，专家们一致将这类承良渚文化、戚家墩文化距今3000年上下的文化遗存定名为“马桥文化”。同时期的遗存，还在如今的松江广富林、金山亭林等地区有所发现。这些地区均在古冈身之上。马桥古文化遗址的发掘，为研究长江下游人类发展史，特别是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和上海的古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马桥文化”是太湖地区一个典型的文化遗存，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